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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娱乐化、庸俗化，使其成了人们生活中的“调味品”
，使其丧失了历史教育的意义。
其二，是在各种场合大讲历史尤其是历史人物的讲者，有意无意地讲了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东西，却被认为这不属于学术研究，固而是可以原谅的，而不考虑到谬误流传给公众带来的危害。
所谓错误做法，其一，是故意标新立异，与学术界已有的共识唱一点“反调”
，混淆视听，借以“吸引”
公众。
其二，是避开大事，寻求“秘闻”
，绘声绘色，加以渲染，把历史讲成了政治人物钩心斗角的故事、阴谋诡计的“汇编”
，从而曲解了历史本质，也毒害了社会风气。
这些不良现象，应当受到各方面的抵制，以纯洁历史知识社会化的氛围。
中国史学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它对我们维护民族团结，增益历史智慧，提升民族素质，激发爱国主义精神，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不可替代的激励作用。
因而，守护好这个精神家园，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任务。
[1]原载《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2期。
[2]参见《论语·八佾》，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6页。
[3]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
[4]司马迁：《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78页。
[5]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国史部·恩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57页。
[6]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67页。
[7]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尊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页。
[8]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见《资治通鉴》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7页。
[9]《易经·乾》象辞，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页。
[10]《易经·坤》象辞，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页。
[11]《孟子》卷十二《告子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98页。
[12]参见吴缜：《新唐书纠谬》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13]参见王世贞：《史乘考误》引言，见《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1页。
[14]参见钱大昕为赵翼：《廿二史札记》所作之序，赵翼：《廿二史札记》，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85～886页。
[15]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58页。
[16]《尚书·召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3页。
[17]《易经·系辞下》，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9页。
[18]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19]杜佑：《通典》引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20]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见《资治通鉴》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8页。
[21]参见杨万里：《通鉴纪事本末》序，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2页。
[22]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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