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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19]。
这里说的忠、敬、文的关系，表明司马迁还没有摆脱历史循环论的影响，但他论“秦政不改，反酷刑法”
，而“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
，两两对比，天壤之别，只有大手笔才能为此。
西汉初年总结历史经验的活动，从刘邦、陆贾到贾谊、晁错，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参与了讨论，历时40多年。
到汉武帝时期，史学家司马迁以其深刻的思考和见识，详尽地总结了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唐初政治家们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在规模上超出了西周初年，在自觉的程度上则高于西汉初年。
唐高祖李渊认为，可以通过撰写前朝史“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
[20]。
这就是说，通过撰述历史，把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联系起来了。
唐太宗李世民十分重视历史对现实的借鉴作用，即“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21]。
他深刻地感受到史书在总结、传递历史经验方面的作用，极为感慨地说道：“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22]显然，唐初的最高统治者是把总结历史经验同撰修前朝史结合起来，这是重视历史进而重视史学的表现。
而魏徵作为唐太宗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更是把总结前朝历史经验教训同撰写《隋书》紧密结合起来。
魏徵撰写的《隋书》史论，亦可视为他在当时所发表的政论。
他以隋朝的兴亡同秦朝的兴亡做比较，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
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
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
[23]这种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结合，深刻地揭示出隋亡与秦亡的相似之处。
唐初政治家们这种强烈的以史为鉴的思想及政治实践，不仅对唐代政治有极大的影响，而且对唐代史学发展产生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西周、西汉、唐代三朝建立之初，统治者都十分注重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所得到的启示，以此作为制定基本国策和重大举措的指导原则之一，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先后出现了彪炳于史册的“成康之治”
“文景之治”
“贞观之治”
。
这充分表明，西周、西汉、唐代之盛同总结历史经验之间，自有一种内在的联系。
正是这种联系，滋养着、推动着现实的发展。
同时，我们注意到，与这一趋势相伴而行的，是史学的成长和发展。
史学成为历史与现实相联系的主要纽带，是现实中的人们认识历史及其价值的主要路径。
在这方面，清代史学家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做了深刻的阐述。
他对“资治”
的底蕴提出了这样的见解：
然则治之所资者，一心而已矣。
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
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
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
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
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24]。
在这段话中，王夫之反复强调了治之所资，“一心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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