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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点[8]，这是继《隋书·经籍志》确立史学从经学中分离出来的经史分途格局之后，进而以史学来说明经书的新认识，进一步扩大和丰富了史学的内涵。
第二，提出了“史法”
和“史意”
的区别，而重于“史意”
的探索。
他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
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
截然两途，不相入也。”
[9]简要地说，“史法”
是探讨历史撰述的形式和内容，“史意”
是探讨历史撰述的思想。
刘、章的联系和区别，继承和发展，即在于此。
章学诚用“不相入也”
来表明二者的关系，显然是过于绝对了。
第三，提出了“撰述”
与“记注”
的区别，以“圆神”
“方智”
为史学的两大宗门。
他说：“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
[10]“记注”
与“撰述”
，亦可从“史法”
与“史意”
中得到说明。
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的这一说法，是从历史的主体即人自身的自觉要求来看待史学的社会功用的，这就是：人们要总结历史经验即“欲往事之不忘”
而必有“记注”
，人们对未来的期待即“欲来者之兴起”
而需要“撰述”
，这是知识和思想的结合。
这跟刘知幾讲史学的社会功用是从史学的主体即史官着眼，有所不同。
第四，提出了历史编纂上“神奇”
与“臭腐”
相互转化、发展的辩证法则。
他认为：“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
他从“《尚书》园而神”
一直讲到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出现，并说：“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
[11]他的这些论述，揭示了中国古代史书体裁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但这种发展变化也是同社会的要求和史家的创造分不开的。
第五，总结了通史撰述的品类及其所具有的六便、二长、三弊，建立了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史编纂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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