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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正史和野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问题在于，这里是否存在着轻重之分、主次之别？
《隋书·经籍志》列正史为史部之首，足见其对正史的尊崇。
其于杂史，则谓：“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
这里说的“博采广览，以酌其要”
不主张对杂史兼收并蓄，是很有道理的。
刘知幾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比《隋志》更为明确，他在《史通·杂述》中主张对“杂述”
诸史“择其善者而从之”
，是正确的。
我认为，这些意见可以作为我们对待野史应持态度的借鉴。
近年，刘叶秋所著《历代笔记概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一书，对历史琐闻和考据辨证二类笔记的史料价值做了很好的分析，认为它们是研究一代史实、典制、掌故、风习所不可缺少的资料，因为“从史料方面来说，历代笔记的许多具体而详尽的记载，往往不见于官修史书，足以帮助我们搞清事实真相”
。
这个论断，无疑是正确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五六十年来，有一种过分抬高野史史料价值、过分贬低正史史料价值的倾向，应当引起史学研究者的注意。
1922年，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便是这样，他举出若干史例，助成此说。
梁氏重视野史的史料价值，当然是对的；但是，他把野史捧得过高，以至认为“不知谁何之人所作半通不通之笔记”
，竟可与《史记》《汉书》“作等夷视也”
，这就未免不近情理了。
1945年，翦伯赞先生《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一文，进而提出这样的观点：“就史料的价值而论，正史不如正史以外之诸史，正史以外之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之群书。”
[10]翦老在史学上有重大的贡献，但是他的上述论断，实为未妥。
治史者应将一切文献均视为史料，此固无疑；但若以为史书不如他书可靠，正史不如野史重要，这就轻重颠倒、主次混淆了。
大约与翦老撰写上文同时，华岗先生在《中国历史的翻案》一书内论述“正史和野史”
，也存在着类似的偏向。
谢国桢先生的《明清野史笔记概述》一文中对“正史”
的看法，我认为也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谢老说：“我感觉到一部‘二十四史’，虽然不能说全部都是谎言，但是官修的‘正史’，都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除了记载朝章制度、帝王将相、政治的沿革、官吏的升沉而外，其记社会经济情况，朝野遗闻，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和生产出来的财富的事迹，那就微乎其微。”
尽管“二十四史”
存在着种种局限性（如阶级的局限性、史料的局限性等），但若把它视为近于谎言的欺骗，似乎有点简单化了。
史学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当然是政治统治的工具，是为某一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当今史学工作者的任务，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重新研究全部历史”
，透过现象，揭示本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
如果只是简单地宣布以往的史书（尤其是正史，或者说是“二十四史”
）“不真实”
“不可靠”
、近于“谎言”
等，史学工作者就难以完成上述任务，因为我们仅仅凭借野史或是主要凭借野史，是不能揭示历史的面目的。
究竟怎样认识正史和野史在史料学上的价值呢？笔者认为：正史依然是我们了解一代历史的主要材料，而野史则具有对正史的补缺、充实和纠谬的作用；有了前者，后者才得以发挥作用，而后者的存在，又将使前者更加完善。
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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