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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清代史家章学诚提出了深刻的见解。
他写道:“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
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
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
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
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
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
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后乎?”
[23]章学诚讲的“文德”
,是文史批评的原则之一,所举的《三国志》《汉晋春秋》《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及其作者对“天统”
“纪传”
的认识与处理,都从时代及作者“身之所处”
予以说明,在史学批评方法论上具有普遍的意义。
今天我们对待“正史”
“野史”
及一切史学遗产,不论是从全局上看,还是就个别的著作及作者来说,都应采取这种方法论原则。
最后,关于批判继承的观点。
“批判继承”
是今人的观念,但并非古人没有这种思想因素。
《隋书·经籍志二》杂史类小序一方面指出野史“非史策之正”
,一方面又强调“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
。
刘知幾在《史通·杂述》篇卷末写道:“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
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事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
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杂说、野史,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其中毕竟有“要”
可“酌”
,有“善”
可“择”
,因而受到“通人君子”
、博闻学者们的重视。
这些认识,包含了鲜明的批判继承的思想因素,值得今人借鉴。
四、野史的价值
现在,我们可以概括地来说明野史的史学价值了。
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应当指出,野史笔记中,有的尚未完全摆脱神仙志怪的影响,但这毕竟不是它们的主要倾向。
诚然,即使是小说、故事一类的笔记,也与史学有一定的关系。
近人陈寅恪以韩愈主持修撰的《顺宗实录》同李复言的《续玄怪录》中的“辛公平上仙”
条“互相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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