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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里看出，因为“通”
而发现“变”
。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认识了事物的全过程，才能找到其中固有的规律。
司马迁接着又写道：“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
在司马迁看来“变”
是社会历史中的常态。
社会要稳定，要发展，就必须做到“承弊易变，使民不倦”
，所以他在这篇史论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从《史记》全书来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撰述宗旨，渗透于《史记》全书，《平准书》后论只是显得尤为突出罢了。
思想家王充从认识论上分析古今关系，可以看作对“通变”
或“通识”
的哲学思考。
他批评有些儒生知古不知今或知今不知古，都是不可取的。
他尖锐地指出：
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
《五经》之后，秦、汉之事，不能知者，短也。
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
《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
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
《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
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
[3]
这就是说，徒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五经》，而对《五经》之后之事或《五经》之前之事并不清楚，不是“陆沉”
就是“盲瞽”
，即无益于世之人。
这是把知古知今与知今知古即通识的重要性提到很高的原则来看待了。
史学家范晔生活于南朝刘宋时期，他的通识着重于历史认识。
他在撰写《后汉书》的过程中，同时考察了夏、殷、周、秦、西汉、东汉的历史，指出这几个朝代的衰落、灭亡各有具体原因，认为：
自古丧大业绝宗禋者，其所渐有由矣。
三代以嬖色取祸，嬴氏以奢虐致灾，西京自外戚失祚，东都缘阉尹倾国。
成败之来，先史商之久矣。
至于衅起宦夫，其略犹或可言。
何者？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晖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推情未鉴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渐染朝事，颇识典物，故少主凭谨旧之庸，女君资出内之命，顾访无猜惮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
亦有忠厚平端，怀术纠邪；或敏才给对，饰巧乱实；或借誉贞良，先时荐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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