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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这两段话，从学术发展的眼光，提出史学比较研究的重要性。
作者在撰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一书后，进一步指出：
中国与西方，在上古时代，是两个相距遥远、渺不相涉的世界。
不同的民族，殊异的环境，差不多在同时各创出灿烂的文化，像是中国先秦的圣哲，与希腊哲学家在作智慧竞赛，几疑两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互相对峙。
如果没有几分浪漫的情怀，是很难相信其真实的。
随着文化的灿烂，中西史学竞出其间。
人类历史上极为珍贵的史学，不约而同的出现于世界的两端，各显神采，互有成就，其精辟处，令人心折，其歧异处，耐人深思。
将两者互作比较，无异学术的探险，也有诗意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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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对中西古代史学的基本估量和认识，而这种估量和认识是在做比较研究之前无法得到的。
唯其如此，作者才有史学的比较研究“无异学术的探险，也自有诗意的享受”
的思想境界。
杜维运教授的这两部书，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流传开来，首先是治西方史学的学人们开始关注，随后也受到治中国史学的学人的关注，对推动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产生了积极作用。
作者近年出版的《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一书，是“综合了中外学者的意见，也综合了个人以前的研究”
，积60年所得，“借综合以创新”
[21]的著作。
此书对于进一步推动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同样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二是刘家和教授的两篇宏文：《中国与世界》《一多相济的发展——〈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在世界史背景下的考察）〉导论》[22]。
前一篇论文论述了“中国历史的特点”
（着重阐述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
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
等内容）与“中国史和世界史”
（着重阐述了“中国史有结合世界背景考察之必要”
和“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
等内容）。
后一篇论文是为“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
课题的一个部分“在世界史背景下的考察”
所撰写的导论，其主旨是以在世界史背景下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比较，来说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特点，因此，其所论述“必须掺入世界史与中外历史比较的成分”
。
论文分四个时期论述世界历史大势与中国的特点，启示颇多。
这两篇论文大多是在讨论中外历史比较问题，在这里我们之所以要特别强调它们的重要性，是因为它们给中外史学比较提供了方法论方面的启示，即任何史学的比较都必须以历史比较为根基；同时，任何比较也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获得大致可供参考的结论。
在史学比较研究方面，杜维运、刘家和两位教授所论，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第一，比较研究的目的在于以平和的心态认识被比较的双方，借鉴各方的优长之处，推动史学的发展。
第二，比较研究重在从大处着眼，不斤斤计较于某一具体问题的长短得失。
第三，比较研究的一个核心所在，是揭示各方的特点，说明史学发展中的共性与个性。
因此，不应以一方所具有的特点作为衡量、判断另一方的坐标或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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