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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三”
等。
这种历史的或逻辑的归纳，兼有反思、总结和前瞻的作用，极大地增强了著作的理论色彩。
《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依我的肤浅认识，它还存在着可以进一步提高的地方。
第一，关于史学哲学和史学方法的论述，似应提炼出比较明确的概念体系，这样做一方面可使论述更为集中，另一方面也便于读者理解。
第二，全书凡四编，独立撰写，自成体系，若能注意到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则更益于增强全书的整体性。
如倘在第二编史学方法部分增写一章，简要论述史学哲学与史学方法的关系；在第四编论述考古学时增写一章，重点说明考古学成果怎样影响史学方法的进步以及考古学成果对提升中国历史研究水平的重要意义，这就使第二、三、四编之间有了更紧密的联系。
上述两点，对于全面认识史学学术史的丰富内涵，或许是有所帮助的。
三、探索为史学家立言的学术史撰述路径
史学学术史是否还有其他表现形式，是否还可以探索新的路径？最近读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邹兆辰教授编著的两部著作，一部是《变革时代的学问人生——对话当代历史学家》[9]，另一部是《为了史学的繁荣——对话当代历史学家》[10]。
这两部书的主要特点都是以“对话”
的形式写成的，并且都是以“当代”
人物为“对话”
的对象，即作者是在“历史现场”
同相关人物共同完成了这两部著作。
这个特点决定了它们在表述形式上的鲜活性和在相关内容上有更大程度的真实性，这或许是关于史学学术史撰述的又一种表现形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书同上面所说的“古代史家传记”
、《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有着明显的不同，它以为史学家立言为基本宗旨。
中国古代士大夫讲立德、立功、立言，这两部“对话”
著作以记言为主，而记言主要是记学术之言，记学术之言又是以记独到之言、创新之言为要。
这是这两部书最有价值之处。
第一，在“对话”
中，史学家用自己的语言，准确地表达了自身的学术特点。
例如，关于古史分期问题，该书作者同何兹全先生有这样一番对话——
问：您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重点是放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30年代您发表的文章都是讲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的，并且认为这个时期的社会性质是封建社会，是不是可以说您在30年代就提出了魏晋封建论的观点？
何：我是认为魏晋之际中国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不过现在我喜欢用汉魏之际封建论的提法。
我这个认识确实是在30年代形成的。
1934—1936年，我发表了多篇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社会经济的文章，如《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三篇文章，两篇用了“中古”
或“中古时代”
的提法。
当时的理解，中古就是封建社会。
文章中多处说明中古就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就是封建社会。
例如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的《引言》中我曾说：“中国历史的分期，至今尚无公认的定说。
本篇所用中古时代是约指从三国到唐中叶即从3世纪到9世纪一时期而言。”
“中古中国的社会是封建社会”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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