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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寓于法度之中的豪放，这种匠心独运的做法使得《散氏盘》具有了永恒的艺术魅力。
这一组颂器最后一次把西周金文的匀整谨严的秩序推向了极致，而《虢季子白盘》则是在章法上开拓出一种空阔朗畅的意境。
图4-7
《毛公鼎》（图4-7）。
毛公鼎是清代道光末年在陕西岐山出土的，这里是周人的发祥之地，是西周王朝的根据地和大后方，更是周文化遗存的密集区域。
毛公鼎的器形为立耳、鼓腹、圆底、蹄足；口径47.9厘米，腹围145厘米，通高53.8厘米，重34.7公斤；口沿下有两圈旋纹，旋纹间环绕一圈重旋纹。
毛公鼎是西周时期的标准器形，没有特别称奇的地方。
真正让毛公鼎成为清代三大青铜重器的原因在于它的腹壁有32行499字的铭文，铭文数量是青铜器铭文之最。
铭文是周宣王时期的一封册令。
《毛公鼎》是金文成熟时期的代表，笔意圆劲茂隽，结体端庄雍容，长方取势，布白依照鼎身略呈曲势，奇逸飞动，气象雄浑，实为金文中之瑰宝。
与《散氏盘》不同，字势纵向舒展，结构端严中不乏生气，线质圆润挺健，是宣王中兴映射出的一个泱泱大邦最后绚烂的光芒。
2.东周时期
周平王东迁之后，秦迁都於雍，承袭了西周的故地，同时也承袭了西周的文化。
正因为如此，春秋战国时期秦的文字和西周文字是一脉相承的；也正因为如此，当东方各国的文字因地区特点和文化上的原因发生横向变异时，文化落后的秦国文字反而却成为汉字的正统（即使不考虑最终由秦统一中国并统一文字的事实，也可以认为，在汉字发展史上，秦系文字代表了汉字发展的主流，而六国文字代表了支流）。
因此，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字可以大别为两系：即秦系文字和六国系文字（秦系由春秋至战国，六国系乃指战国时的东方各国），一般文字学家也叫作“西土文字”
和“东土文字”
。
在这段时期里，优秀作品大多充满个性，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思想活跃、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但像西周那样高古典雅的金文作品比比皆是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
比之商人的作品，虽然创作上都有着个性丰富的特点，但商人作品较大型的虽遗存不多，却可以讲所见皆精，尤其是商人作品的自然古拙，为东周时的乖巧和雕饰所无法比拟。
但东周金文形式的多样性和装饰性方面，还是值得称道的，也不乏佳作出现。
其中充满奇诡和浪漫情调的楚文化系列的金文书法作品，以它独具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如《王孙遗者钟铭》《鄂君启节铭》《楚王酓鼎铭》《陵公戈铭》等，都很典型。
秦统一六国之后采取了一些文字规范的措施，即所谓的“书同文”
。
秦规范文字是以秦文字为基础的，秦以后的汉字的演变也是在经秦规范过的秦小篆以及秦篆的日常书写形式的古隶的基础上发展的。
秦“书同文”
之后，六国文字被淘汰了，秦文字成了真正的主流。
因此，秦系文字是上承西周古文、下启汉魏隶书，乃至楷书的一个重要环节。
它的变化可以看作是汉字按自己内部结构规律演化的一部分。
也因此，就文字学而言，秦系的西土文字的研究较之六国文字更为重要，因为它是汉字的直系血亲，而六国文字则是旁系分支，虽然它们之间也相互影响、相互吸收。
由于社会文化发展等原因，金文书法进入了西周，风格上就逐渐向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到西周晚期，作品在个性表现上甚至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
到了春秋战国，尤其是战国时期，似乎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在金文书法上主要表现为地域文化特征的充分表现，实际上只是周王朝式微的一种表现，社会文明的进化，在当时的人文条件下，已经无法再接受殷商人的那种诡异浪漫、豪放不羁的性格特质，只能反映为诸侯君主贵族统治集团间性格的差异，以时代特征的形式在书法艺术上的反映。
商代文明的灿烂和古朴、商代原始宗教的诡秘和奇肆的形成，都受到当时历史文化和科技能力的支配，这同时也是商代金文书法的特点形成的基础。
商代金文书法的诡秘和奇肆、刚劲和豪放是金文审美的最高境界，它所反映出来在创作审美追求上的容忍和自由，即使放到21世纪的今天，也是值得我们羡慕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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