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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汉简》为汉代居延、肩水两都尉府所辖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
统称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纪年简最早者是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最晚者是汉灵帝建宁二年（169）。
其中以西汉中晚期及东汉早期简居多。
居延汉简书写时间跨度达二百七十多年，内容极其丰富，对研究汉代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法律、民族、宗教以及社会生活状况等，发挥着补史、证史和史书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居延汉简分别于1930年至1931年和1972年至1976年两次发掘采集，总数约3万枚，是迄今已发现简牍中数量最多的。
居延汉简形制繁杂，主要有简、牍、觚、楬、封检等。
大部分简牍长23厘米上下。
《居延汉简》多为汉代之物，因此书体基本上为隶书快写，属于章草的范畴（图6-10），作为应用工具的文字，不得不追求简易速成，草率急就，即是隶书的速写。
《居延汉简》用笔自然简洁，章草简册，运转流畅，衔接自然，粗犷朴实，变化流速而不拘束。
大部分文字形态变化很大，自由奔放，无造作之感。
有的若篆若草，浑然一体；有的波磔奇古，形意俱足；有的敦厚朴茂，风韵飘逸，形成了汉代书法艺术绮丽多姿的景象。
而这些《居延汉简》多为守卫在居延边防一带的中下层士吏和士卒所写，由此可见当时书法的整体水平均是很高的。
由于创作群体的丰富，《居延汉简》也呈现出了极为丰富多样的风格特色。
有的字形工整，结体严谨，极有东汉《史晨》之韵；有的轻灵飘逸，烂漫多姿，似为《乙瑛》之教本；有的敦厚朴茂，端庄古雅，颇似后来《张迁》的风格。
与之后的两汉铭刻书法相比较，在风格相近的同时又呈现出更加生动多样的风貌（图6-11）。
图6-10
图6-11
（5）精微开张的《甘谷汉简》
甘谷汉简，1971年12月发现于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新兴镇刘家屲的一座汉墓中，共23枚。
因这里是陇中黄土高原，不同于河西走廊的沙漠戈壁，所以将其名之为“甘谷汉简”
。
甘谷汉简，简长23.5厘米，宽2.5厘米，厚0.4厘米，多系松木制作。
每枚正面用隶书分三段抄写，背面编有“弟（第）一”
“弟（第）五”
“弟（第）二十三”
等字样。
甘谷汉简的书法风格，因其时间已临近隶书形成的东汉晚期，内容为汉桓帝颁布天下的“诏书律令”
，章法规整，既别于《居延汉简》的篆意，又别于《敦煌汉简》的率意，更别于《武威汉简》的章草味，是东汉隶书的典型范本，与《曹全碑》（东汉中平二年，即185年）《张迁碑》相近，两者结体扁平匀称、规矩整齐，用笔以圆笔为主，有清丽流畅、逸致翩翩的特点，但朴实雄健、端庄遒劲之趣却类似于比其晚10年的《史晨碑》（东汉建宁二年，即169年）；而笔势放纵、不受拘束、姿态横溢、有意夸张撇捺的特点，又近似于晚其5年的《孔宙碑》（东汉延熹七年，即164年）。
这足以说明，东汉碑刻隶书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简书的营养。
图6-12
就其书写风格而言，这批汉简，简文墨书，出自一人之手。
先编后写，索绳二编，留有空当，整齐划一，分为三段，隶书抄写，一枚两行，每枚60余字，第五枚多达74字。
（图6-12）字体为规范汉隶，行笔笔画由圆转变成方折，并演绎出骏发之波磔，结体由坚长变成横阔，产生俯仰之势，但又独具风格。
在用笔上，改变了秦篆匀速圆转的线条，行笔有迟速缓急之变化，左磔右波，轻重顿挫，起笔藏锋逆入，形成蚕头，收笔藏露兼之，托出独特的雁尾或掠脚，形成厚重而飞动，端庄而灵巧的笔势。
如其中的“元”
字，末笔笔画在竖弯处，就余力向右顺势铺毫，展出一个很长的捺画，姿婉态妙，势刚力柔，藏头护尾，兴味绵长。
捺画的夸张，既是意兴，又是匠心，这是甘谷汉简用笔上的一大特征；在结构上，一改秦篆竖长之形，将舒展、劲健、质朴的点画组成扁横结构，给人以宽绰开阔、严谨豪放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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