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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沈寐叟对弟子说：“汝能融冶汉碑、汉简、汉陶、汉帛书，而上及于周鼎彝，必能开前人未有之境。”
王蘧常敬志不忘，从此走上了研习章草书的漫长道路，矢志不渝，持之以恒，终有大成。
章草师法的人少，当然不免有“谓识此者少，可以盗名……徒自行其妄耳”
[24]的言论。
王蘧常所作章草，古雅、厚重，时出方意，已对前人的章草书作了改革。
从秦产生章草到现在的两千两百多年间，其中从南北朝至元朝的七百年间少有书家问津。
即使是在清朝碑版文字的复兴时期也没有改观。
在古今众书家之列，章草也是只在几个书家手下生活着。
对于章草笔法的延续性问题是值得怀疑的。
书法之法在于对毛笔应用的技巧，千古不易的正是笔法。
章草这种先天以一种不固定的过度书体出现，后天又是断裂式发展，笔法的存留令人堪忧。
王蘧常所作章草，在用途上和古人是绝不相同的，在字形和用笔上也作了大的改革。
首先，对章草进行艺术性的包装。
把案头的小字要放大到悬壁的作品中去，而且这样的改革是于史罕见的，这样对字形结构就要重新整合处理。
王蘧常出现，章草面目为之改观。
最后把章草与魏碑结合。
魏碑和草书本来有些水火不容：一个以方笔为主，多折而少转；一个以圆笔为主，多转而少折。
没有方折谈不上北碑，没有圆转也谈不上草书。
然自南海先生提出融碑铸帖之说，许多人便孜孜以求，力图开创书法新局面。
而草鲜活，碑刻板，故南海先生终于慨叹“吾眼有神，吾腕有鬼”
[25]未能涉及草书。
王蘧常先生则力攻其难，将凝重的北碑与流畅的章草有机地结合起来，结合得十分完美。
在字形上，王先生不依不傍，不仅与沈寐叟有别，更与古代任何一位章草书家相区别，字形多变，变幻莫测。
当然，这种变化并非是凭空臆造，而是集古代书迹于一身，将先贤遗迹化为己有，字字有来头，笔笔有出处，其字形丰富之程度超过了此前的所有书家，真可谓章草之集大成者。
现代社会信息资料之丰富，远远优于古代社会，现代书家对法书的拥有也远远超过古代书家，但事实上，这种有利条件对大多数书家反而造成一种信息干扰，许多书家杂学乱临，笔墨浮躁，有利变为不利甚至有害。
王蘧常先生是最善于利用这种有利因素的现代书家，他几乎将现有的资料运用到最佳状态，从而使现代书家应当超越古代书家的理论成为事实。
当然，王先生的真正创造还应是他的笔法。
我们不能否认沈寐叟对王蘧常的影响，但成熟后的王蘧常已然脱胎换骨，尤在笔法上已创造性地步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首先是用笔迟涩，有金石味。
王先生笔力沉雄，毫无虚笔，一洗沈寐叟尖刻之习，古今无有匹敌。
尤其先生后期之作，老辣生涩，直若刀凿锥刻，非是软笔所为。
最后是用笔以中锋为主，适当辅以侧锋。
中锋使笔画沉着干净，即便是许多涩笔也显得笔迹清晰，毫不含混，避免了章草容易飘浮的缺陷；侧锋的使用又使其不失章草特征，增加了点画的丰富程度。
这些同样也不是说王先生有多大的玄想，可以凭空创造出这种模样，而是来自于他非凡的北碑功底。
王蘧常对《爨宝子》《爨龙颜》的临习非常值得注意，他几乎是唯一把这两种碑刻没有写死的书家，由此上溯，他同样把方正一路汉碑写出草书旨趣，碑与帖的互用，终于蜕变出他的章草风格。
启功（1912—2005）
启功先生始终称自己的书画艺术属于业余，自己的专业则是教师。
对于教师这一点，启功先生是做的很好的。
启功先生对学生的传授，从来不做似是而非之论，从没有宏大空洞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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