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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那种我们称之为一组复杂事业的科学的任何一个方面，包括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和结果，只能根据其地域的历史和文化的语境来塑造和理解。
2.特别是，科学研究的产品，即所谓的自然律，必须始终视为一种社会建构，其有效性依赖于专家之间的默契，正如罗马教皇的合法性依赖于大主教的枢密院。
3.虽然科学家自称为认识论上的特殊权威，然而，科学只不过是“众多故事”
中的一种。
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科学在认识论上的权威越高，揭露其作为一追求客观知识事业的假象的工作就越显其重要性。
科学必须是“卑微的”
。
4.由于对客观知识的追求是一种唐吉诃德式的幻想，因此，评价科学论断的最好方式是通过一个政治评议的过程。
因为科学断言的“证据”
绝不是确定的，总是对谈判敞开大门，因此，评价科学成果的最好方式就是质问：如果某一论断被认为是真的，那么说话者代表了谁的利益。
这样，对大众来说，关键问题不是科学的结果是否经受了很好的检验，而是它代表了谁的利益。
5.“科学只不过是一种伪装的政治学”
：权力精英的意识形态议程深刻和重要地影响着科学研究的结果。
6.如果说一个社会中的科学比另一个社会中的科学更好，这并没有明确的意义。
比起由人类学家描述的或非洲中心主义者所发明的各式各样的民族科学和萨满教来说，欧洲科学并没有客观上的优越性。
7.我们谈论在欧洲传统中的科学进步，也没有什么明确的含义。
相反，近代史中的几乎所有的消极或压制人的方面：日益增加破坏性的战争、环境的灾难、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优生学、剥削、异化和帝国主义，在其中，科学具有明显的同谋犯特征。
8.如果科学的客观性是不可能的，那么，告诫科学家与政策制定者在科学实践中努力摆脱意识形态的偏见，将是徒劳的。
相反，我们需要做的是谨慎地在科学中引入“正确的偏见”
和“进步的政治价值”
，存在着称之为“具有解放意义的科学”
和“辩护术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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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特诺娃（Nikolienova）也概述了科学哲学“修辞学转向”
的六种主旨：1.强调知识的社会集体性，这个概念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被认为是关键的。
2.把科学研究看作一种形式的实践，把科学事业看作一组实践。
3.把语言看作知识生产与操作的工具；注意语言的花言巧语的和记号语言的纬度。
4.把科学看作文化的一部分，可以像其他形式的社会文化现象一样研究。
5.实行方法论的相对主义而不是哲学的（本体论的）相对主义。
6.对经典认识论的主客体划分提出质疑。
他认为，从1990年以前开始实践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以及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历史学家沿分析传统进行研究，他们关心这个问题，认为对此论题展开多样的辩论是可行的（Wolpert1992；Holton1993；Weinberg1993；Labinger1995；Gross＆Levitt1994；1996；Sokal＆Brit1997，Ke1998；Brush2000等）。
他们认为在科学历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在某种程度上与科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SSK、STS等相关的新的主题领域中的某些专家的特定作品通过推行科学的扭曲意象对科学造成了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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