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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分析出发，哈丁反对科学文化的单一性，主张科学的文化多样性。
她说，为了使科学知识得到增长，科学变革必须选择更多的自然秩序模式，而不是仅仅像“一个世界、一种真理和一种科学”
的理想（以及一种文化上独特的理想的认知者）可能建议的那样自我封闭。
在后库恩时期、女性主义和后殖民时期的科学研究活跃30多年后，上述理想不可能像广泛理解的那样准确地反映科学史。
通过假定多个人类世界、多种真理、多种科学和文化上不同的多种认知者，这些科学研究学派勾勒出为知识增长提供的资源的轮廓。
第一，不同的文化定位于异质自然秩序的不同部分，它们的环境总是地方性的，无论是限制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还是西班牙与加勒比海之间或卡纳维拉尔角与月球之间的航线上。
第二，文化对于可算作其环境的一切都感兴趣；不过即使在“同样的”
环境里，它们也往往会出于不同的社会利益而对其周围的世界提出不同的问题。
例如，在大西洋岸边，第一个群体对捕鱼感兴趣，第二个喜欢海岸贸易，第三个有志于开发海底石油和矿藏，第四个想在海上往返贩运奴隶、食糖和酒，而第五个则宁愿把海洋作为一个有毒废料的倾倒场所，等等。
这种文化上的地方性利益，导致对当地环境的不同知识模式和无知模式。
第三，这种模式通过文化上独特的推论资源得以组织和形成。
隐喻、模型和叙述，既促进又限制一种文化的知识模式。
前者有的描述伊甸园、和平王国、野蛮无情的大自然，作为一部机器、作为上帝头脑的产物、作为一台计算机、作为一艘飞船或者一只救生艇的大自然；有的描述尊贵的、单纯的、孩子般诚实的、动物般残忍的、原始的或邪恶的土著人；有的描述果断而英勇的探险者，西班牙征服者和自然哲学家，或者据称代表西班牙、英国、法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值得尊敬的民族气质的人。
这些推论资源代表着一种独特的欧洲遗产，而不是比如在伊斯兰文化或印第安文化中可以找到的遗产。
第四，知识生产以独特的方式被组织起来，不同的文化往往会用这些方式更广泛地组织社会活动。
在15～20世纪欧洲社会及其移民社群里对工作、旅行、征服和其他社会关系进行组织的特有方式，决定了怎样组织科研工作和欧洲扩张。
“航海大发现”
是组织所到地区现代科学知识生产的欧洲特色的方式。
尽管这4种地方性资源在这儿被描绘为似乎是完全分开的，但在日常实践中它们是部分地联结并且彼此相互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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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这些理由，哈丁批判了普适主义的科学文化观[21]，这是因为：
第一，唯一普适性的命题支持下述求助的合法性：唯一整体化的“科学”
的权威地位支持着每一个科学假说，而不是每种科学必须坚持自己的假说，即必须“面对观察的判决”
而无须现代科学普遍权威的支持。
第二，普适性假说赋予对当代科学最有价值的批评进行抵制的言行以合法地位。
女性主义理论家经常被怀疑为或者在物理学中表现出意识形态偏见，或者接受不相干的其他证据以支持自己有关提出科学假说问题上存在男性中心论假定的假说。
根本不考虑，坚持唯一普适性理想的人肯定会接受来自科学内部的批评；那种不被承认为科研知情人对现代科学的批评，遭到了贬低或忽视。
可是，恰恰是来自被理解为身处科学外部的东西，才使这种批评特别有价值。
第三，正如后殖民时期批评家特别论证过的，普适性命题产生了减少认识多样性的有价值形式的作用。
没有证据可以表明，现代北方当前所推崇的某种科学，对于将来的其他文化或者现代欧洲文化的未来形式仍然是最有用的。
确实，这里的论证以及本书前面许多其他探讨均表明，现代科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以及形成它们的利益和推论资源，对于今天的许多科研项目都不是最有用的东西。
第四，最强形式的普适性理想，在我们理解世界如何组织和随时间改变的某些方式的道路上设置了与众不同的路障，它只宣传狭隘的自然观和科学观，它阻挠我们集中关注机构、实践、语言、意义等社会因素，而往往被描述为据称只是自然界、科学和技术的变化。
它使人特别难以看到那些远距离的、大尺度的和长期的变化。
第五，在自然科学中的这样一种模式，还推动社会科学中系统无知的产生。
有的社会科学公开以自然科学为样板，例如物理主义心理学、经济和国际关系中的合理性选择理论、实证主义社会学等。
但有些社会科学往往看不到自然科学方法以外的其他知识形式，以致它们看不到有更普遍的力量在决定着它们所研究的社会现象，或者上述力量是这种社会现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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