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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正像我们可以从不断变化的物理经验现象中，推理出一般的物理规律一样，我们也可以从人们不断变化的道德经验中逐步推理出普遍的道德原则。
这就是说，道德判断与科学判断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因之都具有科学知识的意义。
[20]
三、社会批判理论方案
法兰克福学派一个重要的思想指向就是校正实证主义特别是逻辑经验主义的思想误区，因而在事实与价值问题上，批判理论与维也纳学派有着本质的区别。
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首先发现貌似客观的科学理论潜藏着价值的预设，是以启蒙运动为框架来审视现代科学技术及其伦理后果的，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在他们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世界上没有科学不能渗透的存在，但是科学所渗透的东西并不存在……因为哲学判断总是仅仅重复，理性总是已经在对象中设置的东西。
但是，科学中对一个能见鬼神的梦所肯定的思想表现出来了，对自然界的支配反对思维的主题本身，主题本身只留下了永远自我在思维，一切都伴随着我的观念。”
[21]因此，“随着支配自然界威力的增长，社会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也猛烈增长……自然界的衰退就在于自然界的受支配，精神就不能存在。
通过这种精神承认自己是统治者，并归复到自然界的划分，精神就提出了统治的要求，而正是这种统治的要求使他成了自然界的奴隶”
[22]。
马尔库塞更多地看到科学理论必然造成人性异化的社会后果。
“现代科学原则是以下述方式先验地建构的，即它们可以充当自我推进、有效控制的领域的概念工具；于是理论上的操作主义与实践上的操作主义渐趋一致。
由此导致对自然进行愈加有效统治的科学方法，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统治提供纯概念和工具……在这个领域，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处处得到合理化。
它证明，人要成为自主的人、要决定自己的生活，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种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又不表现为政治性的，而是表现为对扩大舒适生活、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装置的屈从。
因此，技术合理性是保护而不是取消统治的合法性。”
[23]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更深刻地指出：“今天的意识形态的根据是，生产和消费再生产着统治，并为其辩护。
然而生产和消费的这种意识形态特征并不能改变它们具有实在的好处这一事实。
整体的压抑性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功效，因为它扩大了物质文化的范围，加速了获得生活必需品的过程，降低了安逸和豪华生活的代价，扩大了工业生产的领域——但在同时，它却又在维护着苦役和行使着破坏。
个体由此付出的代价是，牺牲了他的时间、意识和愿望；而文明付出的代价是，牺牲了它向大家许诺的自由、正义和和平。”
[24]
第一，针对认识与旨趣的割裂，哈贝马斯确立了认识与旨趣之间的思想关联，对此，学界早有定论，GerardDelanty曾经这样说过：“哈贝马斯和阿陪尔关于知识与人类旨趣相联系的思想也是以社会建构主义作为前提的。”
[25]事实上，哈贝马斯确实确立了认识与旨趣之间关系的五个原则：先验的主体［取得］的基础，存在于人类的自然史中；认识随着它对单纯的自我保存的超越，成了自我保存的工具；指导认识的兴趣，在语言和统治的媒介中形成；在自我反思的力量中，认识和旨趣是一个东西；认识和旨趣的统一表现在这样一种辩证法中，这种辩证法从被压抑的对话的种种历史遗迹中重新构建起被压抑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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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哈贝马斯提出了用个人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辩证关系来重新规划语言、意识、规则和行为等范畴。
哈贝马斯通过建构主义重建了人类的语言行为和意识形态，将其转换为社会系统和个人系统的建构论关系。
“语言学上建立起来的主体通性的结构，可以以基本的语言行为为原型加以研究，这些结构对社会系统和个性系统来说，都是根本性的。
我们可以把社会系统理解成为交往行为的网状系统；个性系统可以从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方面加以观察……从这个角度看，法律和道德阐明的是相互作用的核心领域。
因此，在这个领域中，人们可以看到意识结构的同一性；意识结构一方面体现在法律和道德的制度中；另一方面又表现在个人的道德判断和行为中。”
[27]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范畴就是如此。
在哈贝马斯看来，生产力体现着技术和组织知识，可以根据认知结构被分析；制度框架和冲突调整机制体现着实践知识，可以根据相互作用结构和得到意识形式被分析。
与此同时，世界观是一种高度复杂的形态物，它由认知、语言和意识的道德-实践形式所决定，结构的组成和相互间作用也不是一劳永逸地被固定的。
第三，哈贝马斯提出了用“商谈伦理学”
视界中的“交往”
范畴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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