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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向科学知识社会学
如果说费耶阿本德思想最终走向了相对主义的不归路，那么库恩思想的另一个方向则指向了社会学视野。
正如斯托勒所说：“托马斯·S.库恩作为一位训练有素、造诣较深的科学史家，自从1962年他有极有影响的书《科学革命的结构》问世以来比以往更加接近科学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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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tifiowledge，SSK），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是继以墨顿为代表的传统科学社会学之后产生的新科学社会学。
科学知识社会学以爱丁堡学派的巴恩斯和布鲁尔为代表，深受现代科学哲学中相对主义思潮的影响，有人把科学知识看作是由社会建构的，把他们的纲领定位为“相对主义知识观”
[13]，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纲领是在批判墨顿传统和正统科学哲学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
“强纲领”
是这一学派提出的研究知识的社会成因的社会学形而上学理论，所谓“强纲领”
中的“强”
，其实质就在于强调所有知识及其理解所包含的某种社会维度是永远无法消除或超越的。
强纲领的基本内容就是布鲁尔概括的四条原则：因果关系原则、公正性原则、对称性原则和反身性原则。
当然，对于“强纲领”
，尽管布鲁尔曾一再辩护，但因其内在矛盾特别是将科学知识看作是“科学共同体共同接受的信念”
，招致诸多批评。
对于库恩的思想与科学知识社会学之间的关系，有三种较为典型的说法：
第一，R.奥迪（RobertAudi）在所编著的“TheCambridgeDiaryofPhilosophy”
（1999）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这些观点一般被认为体现在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之中，在这部书中，库恩认为科学中的观察和方法具有相当的理论依赖性，拥有不同的理论前提或范式的科学家相当于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之中。
因此库恩提出了一种反对科学实在论的科学观（这种观点认为负荷理论的方法能够给我们以有关独立于理论的世界的知识）和经验主义的科学观（这种观点坚持理论与观察之间的划界）。
库恩本人并不愿意承认他的理论所导出的明显的激进社会建构主义的后果，但他的著作已经影响到最近的科学的社会研究，这种研究的倡导者通常怀有相对主义和激进建构主义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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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J.格林斯基（JanGolinski）在《制造自然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史》（MakingNaturalKrudtheHistoryofSce）中曾经提到，“我从库恩开始，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以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审查了科学的本质。
如我们所见，库恩的书，通过Edinburgh大学的DavidBloor和BarryBarnes的诠释，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科学社会学中的‘强纲领’。
这个纲领认为，科学应该像人类其他文化现象那样去研究，不应把只从真假方面研究科学，强纲领引起了哲学家和许多历史学家的争论。
这种研究方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科学知识社会学（或SSK）。
在这个领域出现了几种有影响的案例研究并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几个历史学家产生了影响。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BrunoLatour和Michel发起的‘角色—网络’理论对可选择的社会研究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15]JanGolinski在这部著作的许多地方都提到库恩的思想对社会建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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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A.库克拉（AndreKukla）在《社会建构主义和科学哲学》（SostrudthePhilosophyofSce）中也认为，较近的时候，社会学家试图将经典的知识社会学的科学解释应用到科学的理性内容的研究之中。
这个运动的发动者通常被认为是T.库恩（1962）。
库恩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科学活动是由科学共同体所选择的范式所决定的。
按照库恩的观点，这种选择不是被前科学内容而理性地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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