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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初，宋太祖赵匡胤正是通过在军队中拉帮结派，依靠“义社十兄弟”
等军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最终得以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因此赵宋建国后，最忌讳的就是拉帮结派搞朋党。
宋仁宗听说后，就找来范仲淹问话说：“我听说只有小人才搞朋党，难道君子也需要搞朋党吗？”
耿直的范仲淹不能理解宋仁宗内心深处的忧虑，只是从自己的见解阐述说：“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正邪两面都是各自树党，臣我在西北前线时，看到勇敢善战的人喜欢聚在一起，怯懦怕战的人又结成一派，其实在朝廷中，也是一个道理。
如果朋党是为了向善，那么于国家又有何害呢？”
对于范仲淹的解释，宋仁宗暂且放下了狐疑。
但此事过后，夏竦又使人伪造文书，称改革派计划废掉宋仁宗，另立新君。
这种骇人听闻的谣言传开后，尽管宋仁宗并未下令调查此事，但范仲淹等变法派清楚，此事绝不简单了。
于是，范仲淹主动上疏宋仁宗，声称西北边塞再次告急，他请求外出巡边以避开猜疑。
在范仲淹看来，此举无疑是以退为进，试探宋仁宗的真实想法——宋仁宗如果真的想把变法进行下去，那么势必会挽留范仲淹；如果不挽留，那就说明宋仁宗心中，确实是有了想法。
结果是，宋仁宗“爽快”
地批准了范仲淹的请求，任命范仲淹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只是仍然保留着参知政事的头衔。
不久，同样作为改革派中坚力量的富弼，也被外放为河北宣抚使，只是仍然保留枢密副使（类似国防部副部长）的官职。
优柔寡断的宋仁宗最终一手停止了自己所发起的“庆历新政”
。
这次改革，从庆历三年（1043）八月开始，到庆历五年（1045）正月以范仲淹被外放陕西为标志，历时仅仅16个月。
但这次北宋改革的先声，却极大激励了时任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知县的王安石。
当时，远在浙江任职的王安石也在鄞县进行了小规模的改革试点。
二十多年后，这位在宋仁宗朝成长起来的小知县，也将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进行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
4
“庆历新政”
改革的失败，除了导致文官范仲淹被外放，武将狄青也成为改革失败的牺牲品。
宋仁宗时期，北宋在面对西夏的作战中经常败北，意外的是，在这种大环境下，普通军士出身的狄青却逐渐杀出重围。
由于作战勇敢，西夏军队每次见到狄青都相当畏惧。
鉴于狄青的英勇，当时还在西北守边的范仲淹，甚至还教导狄青读《左氏春秋》。
范仲淹曾经语重心长地对狄青说：“将帅不知古今历史，就只是匹夫之勇。”
在范仲淹等人的提携下，狄青更加刻苦研读，后来又带兵平定了两广地区的侬智高之乱，出于对狄青的赏识，宋仁宗将狄青逐步升迁至枢密使（类似国防部部长），并在京城赏赐给他一套住宅。
北宋立国后，对于从唐代中期以来的武人干政局面心存忌惮，因此从建国开始，北宋就树立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看到狄青从一个普通军士，竟然因为军功被一路提拔至枢密使的高职，宋仁宗朝内的文人自然坐不住了。
于是，狄青的家人在住宅内焚烧祭祀的纸钱，就有人向宋仁宗汇报说，狄青家里“貌似有帝王之气”
，更有甚者，一些无聊人说，狄青家里的狗都长出了两只角，这怕是有作乱称帝之兆。
到了后来，甚至连欧阳修都出面说，狄青以武将身份掌管军国要职，恐怕不是国家之利。
大家都知道，宋太祖赵匡胤可就是武将出身的。
为了本集团利益，经常组团攻击武将群体的文官集团明白，狄青的存在虽然是个异类，但作为北宋崇文抑武政策的最大获利者，文官集团根本无法容忍任何一位武将来打破北宋崇文抑武的潜规则。
从这个层面来说，狄青必须贬，而后来的岳飞也必须死。
在人言汹涌的可怕浪潮下，宋仁宗终于抵挡不住人言可畏，他被迫将狄青免去枢密使职务，外放担任陈州知州。
在子虚乌有的罪名攻击下，1057年，狄青在忧愤中去世。
至此，从短命的庆历新政，到被迫贬黜狄青，性格本来就柔弱反复的宋仁宗，终于耗尽了作为政治家的雄心。
眼看大宋帝国在太平盛世中貌似蒸蒸日上却暗藏隐患，嘉祐三年（1058），年仅38岁、被调任度支判官的王安石向宋仁宗献上了长达万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王安石在奏折中系统性地提出了变法主张，以作为他后来领导变法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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