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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党项人并不擅长攻城略地。
三战过后，李元昊见好就收，把军事上的战绩转化成谈判桌上的筹码。
而宋朝既定的外交原则，从来不是以武力，而是以和平方式去控制周边政权，只要能谈，绝对不打。
于是双方坐下来和谈。
这是一场漫长的和谈，双方谈了一年多，直到1044年年底才订立“庆历和议”
。
在谈判中，宋朝代表庞籍对西夏代表李文贵说：“汝归语汝主，若诚能悔过从善，称臣归款，以息彼此之民，朝廷所以待汝主者，礼数必优于前。”
李文贵听闻此言，顿首说：“此固西人日夜之愿也。”
李元昊听完李文贵的汇报后，亦“大喜”
。
比起宋朝，李元昊更像是现代理念上的外交家：只重利益，不重名分。
按照和约，宋册封李元昊为“夏国主”
，李元昊向宋称臣；宋每年“赐”
给西夏绢15万匹、银7万两和茶叶3万斤；开放榷场，恢复宋夏贸易。
宋夏双方在“庆历和议”
的解释权上各取所需，各自表述。
宋朝认为这是外交的胜利，因为他们用经济利益压制住了西夏。
西夏则认为这是党项人的胜利，因为他们名义上附宋，实际上已经自立，谁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而他们用名义上的臣服换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这笔买卖太值了。
在宋夏和谈进入尾声时，辽国看不下去了。
当时的中国棋盘上，宋、辽是两个大玩家，夏是个刚刚发迹的小玩家，因此成为大玩家拉拢的对象：宋夏和好，可以抗辽；辽夏和好，能够制宋。
从李元昊的祖父李继迁，到李元昊本人，只要对宋朝强硬，辽国就与之和亲，借势拉拢，从而达到制衡宋朝的目的。
如今，李元昊站到了宋朝一边，辽国十分不满，重兵压入夏境。
辽兴宗亲率十万大军征夏，李元昊采取避其锋芒的策略，让辽军**夏境400里而见不到夏军。
在贺兰山与辽军交战失利后，李元昊又退兵百里，坚壁清野，连沿途的野草都烧光，陷辽军于粮尽草绝的困境。
然后，李元昊发起反攻，一举击溃辽军，辽兴宗差点成为党项人的俘虏。
征夏失利后，辽夏也进行了和谈。
从此，西夏与宋、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史上又一个“三国时代”
来临。
直到13世纪蒙古汗国崛起，才打破了这种三足鼎立的均势状态。
李元昊在与宋、辽两大国的对局中，依靠自身的能力，把国小民寡的西夏带到了牌桌上，此后两大国换成南宋和金，而西夏接近200年再未离桌。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夹缝中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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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我们站在宋朝的视角去审视公元10—13世纪的中国史，认为辽、金和西夏属于叛逆的割据政权，因而对这些王朝及其开创者的评价都不高。
但是，只要我们不带任何正统与族群的偏见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就会发现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党项人为主体的西夏王朝崛起，实际上是并行于宋朝、辽朝的中国统一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河西地区自9世纪吐蕃衰弱后，河西豪族张议潮起义，并向唐朝献出河西十一州。
但张议潮真正控制的仅有瓜、沙二州，其他各州由居住在河西走廊的各民族自立、攻伐和割据，导致河西、陇右地区陷入长久的混战之中，延续至唐末和五代。
宋朝立国，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名义上统一全国，但在北方、西北等地，宋朝的势力并未能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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