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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有一个在现实中遭遇磨难，却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会如此纠结于自己的选择。
1057年，在西南山区合州（今重庆合川）做判官的周敦颐迎来了他的长子出生，这一年他已41岁。
第二年，他的妻子病故了。
1059年，后来负责为宋神宗修起居注的蒲宗孟，在合州认识了周敦颐。
两人畅谈了三天三夜后，蒲宗孟惊叹：“世间怎会有这般奇才？”
次年，蒲宗孟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周敦颐。
1062年，在写作《爱莲说》的前一年，周敦颐的次子出生，此时他的长子仅有6岁。
他一生清廉，家无余财，眼下还要抚养两个儿子。
尽管他十分羡慕陶渊明那种“采菊东篱下”
的隐居生活，尽管他对自己卑微的官职并无留恋之情，但他不得不接受现实，与生计问题达成妥协：
久厌尘坌乐静元，俸微犹乏买山钱。
徘徊真境不能去，且寄云房一榻眠。
——周敦颐《题酆都观》
说白了，想过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是需要资本打底的。
任何时代，这都是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
在唐代，“佛系诗人”
王维也曾遭遇类似的困境，他厌倦官场，却只能勉强支撑，因为弟、妹等人的生计都需要他操持。
周敦颐也是如此，连他的亲友、同事都知道他有意归隐，他的妻兄蒲宗孟说他“生平襟怀飘洒，有高趣，常以仙翁隐者自许”
。
无奈缺乏“买山钱”
——隐居山林的资本，他只得继续干着流转的小官。
对于《爱莲说》的解读，一些人认为周敦颐对以**代表的陶渊明及其隐逸文化采取了否定态度。
其实并非如此。
周敦颐的亲友都曾在诗文中将他比作陶渊明，两人的区别在于现实的处境不同。
周敦颐的生计压力决定了他只能在长期的仕宦生涯中沉浮，他只能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
的莲花，而不能是“花之隐逸者也”
的**。
在周敦颐笔下，与其说这是境界的高低之分，不如说是一种纠结的心态。
但周敦颐之所以是周敦颐，正是因为他在无奈的现实中寻找到了超脱之道。
在周敦颐笔下，菊、牡丹和莲都是观照人生的隐喻，分别暗指了隐逸之乐、富贵之乐和君子之乐。
更进一步分析，还可发现，菊代表儒家所称的“内圣”
，牡丹代指“外王”
，而莲则是“内圣外王”
的结合。
这样，悲催的处境就变成了周敦颐的修炼之路，一方面做官是为了造福百姓，另一方面隐居是为了参悟哲理，它们共同塑造了一个爱莲、似莲的周敦颐。
1071年冬天，周敦颐终于辞官，实现了归隐的夙愿。
他定居在江西庐山的莲花峰下，将门前的小溪命名为家乡的“濂溪”
，他的书堂就是濂溪书堂。
虽然身体有病，生活亦不宽裕，但他心情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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