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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第三点，是北宋末年政局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朝局的重心不再是研究如何富国强民，而是研究如何打倒对手，彻底演化为一派打击另一派的斗争。
变法派中有真心实意希望国家变好变强的人，有想借变法攀龙附凤谋求高升的人。
正如保守派中同样有为国谋不为己谋的人，也有借废除新法维持官僚贵族既得利益的人。
假如高滔滔有识人的本事，那么，她应该采取的治国原则是就事论事，而不是就人论事。
可惜，在实际操作中，朝局中人都被站队和标签划成新旧两党，而新法也遭到不分良莠的整体废除，毫无回旋的余地。
在被史书称为“元祐更化”
的这场废除新法运动中，高滔滔表现出了对保守派老臣的绝对依赖性。
作为国家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她未能展现出超脱于党派之上的态度，也未能施展更具智慧的权谋，而仅仅沦为保守派全面废除新法、打击变法派的一个工具。
宋神宗时期党争的历史，在高滔滔摄政时期又重演了一遍，而且是变本加厉地重演了一遍。
变法派领袖蔡确被贬出朝廷后，曾游安州（今湖北安陆）车盖亭，并作了一组绝句抒发个人感情。
不料，保守派抓住机会，曲解诗意，上奏称其诗中影射高太皇太后为武则天，由此制造了“车盖亭诗案”
。
高滔滔下令蔡确自辩，却不接受他的自辩之辞，还坚持认为朝中有蔡确党，将打击面扩大到整个变法派。
高滔滔的做法，引起保守派内部一些人的反对。
范纯仁提醒说，“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
，文字狱这个头不能开呀。
吃过“乌台诗案”
苦头的苏轼也认为要从轻发落，不可株连他人。
但高滔滔仍然利用手中的权力，制造了北宋开国以来打击面最广、打击力度最大的文字狱案。
蔡确后来死于贬所，变法派也遭到斩草除根式的清算，连范纯仁都被扣上袒护蔡确的罪名贬出朝廷。
当年，针对苏轼的“乌台诗案”
爆发时，高滔滔跟随曹太后向皇帝求情，而现在，她发起针对变法派的文字狱，终于活成了自己曾经最讨厌的样子。
这起牵连甚广的“车盖亭诗案”
，影响比“乌台诗案”
还要恶劣。
它挑起了新、旧两党在此后的斗争中务求赶尽杀绝的政治报复情绪。
日后，新党掌权，同样不遗余力地打击旧党，立“奸党碑”
。
自此以后直至北宋灭亡，朝局就在新旧党争之中反复重演了四五次，帝国掉入了权斗的黑洞。
5
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所有人都忽视了一个人的存在——宋哲宗赵煦，他才是大宋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
高滔滔摄政9年，宋哲宗从一个9岁的小孩，成长为一个19岁的青年。
然而，军国大事仍然由高太皇太后和几位大臣拍板，皇帝始终没有发言权。
朝中大臣无一例外，都忽视了宋哲宗的年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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