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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大臣询问宋哲宗,能否将元祐党人从岭南调到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宋哲宗明确表示,绝不可以。
章惇对不起苏轼,仅仅因为他没有出手营救苏轼,而这,就像苏轼在元祐期间也未出手营救自己一样。
他们彼此或许还有友情,但政治的介入,已让他们越走越远了。
宋徽宗时期,两人的遭遇更加耐人寻味。
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劫后余生,获准北归,这次轮到章惇被贬到岭南。
章惇的儿子章援向苏轼写信求助,此时距离苏轼病逝仅一个半月。
苏轼收到章援的信“大喜”
,抱病写长文作答。
他虽然对章惇的被贬无能为力,但让章援转告其父要保重身体。
苏轼说,他与章惇定交四十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
。
他至死都承认并怀念他与章惇的友情。
至于两人的政见分歧,曾经的党争倾轧,通通轻描淡写。
这些和他们的交情比起来,都不重要。
相逢一笑泯恩仇,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再相逢了。
章惇被贬雷州大约半年后,苏轼在常州去世。
吊诡的是,崇宁三年(1104),他们殊途同归,一起被徽宗朝权相蔡京列入“元祐党籍”
,成了所谓的“元祐奸党”
。
第二年,71岁的章惇在贬所病逝。
章惇死后数年,他才得到朝廷追认,被追封为魏国公,而苏轼则被打入另册。
但北宋灭亡后,两人身后的命运再次反转。
章惇被当成了奸臣,宋高宗追贬章惇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子孙不得仕于朝”
。
苏轼则成了宋高宗、宋孝宗十分喜爱的“苏文忠公”
。
这种历史定位一直延续到现在。
2
章惇和苏轼都是一代奇才,两人操守和才情相似,但对政治的理解有差异,导致他们的政见和立场不同。
苏轼更注重人文情怀和精神层面。
他对王安石变法不热衷,是因为相信儒家传统的治理方式,认为君王只要做好表率,加强修养,就可以解决一切现实问题,迎来治世。
这在北宋中期的统治困境面前,显然过于理想主义了。
而章惇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事情总得有人去做才会好,国家必须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进行治理,才不会乱。
他服膺王安石变法,本质上是推崇王安石的“三不足”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
改变,才能让国家更好。
思想根基,决定了两人的成就各有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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