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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左兆右页）必须承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当与他一同从乡里赴京的吴澄（1249—1333）弃官归去时，他去送别，表白心迹：“吴君之心，余之心也。”
后半生的宦海生涯，于他，压根儿不是享受，而是自戕、受虐。
他却没有早早抽身而出，像吴澄一样，相反，违背内心，强忍而上。
连世人戳脊梁骨都不怕，他到底在怕什么？
怕失去，失去文化传统，失去艺术生命，失去世界舞台。
他说：“吾出处之计，了然定于胸中矣，非苟为是栖栖也。”
我是有大纲的人，出来干活惹一身骚，绝不是为了苟且活命。
有些东西比生命重要，比如空气，比如水，比如文化。
元代虽以残暴著称，但不得不肯定的是，正是草原民族开放的胸襟和包容的政策造就了“宗教混搭，天下一家”
的壮观景象。
蒙古人横扫全球，既作为征服者，也充当了人类文明至高无上的文化载体。
当时的大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都会。
官员使者、商人游客、僧侣传教士、艺术家和能工巧匠往来穿梭，络绎不绝，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民族和地域来源之广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与清静朴素的湖州、德清生活相比，繁华京城的活力在一点点拓展和改变赵孟（左兆右页）的艺术视野。
如果赵孟（左兆右页）选择继续留在江南小城，就不会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赵孟（左兆右页）。
他结交异域僧人，画罗汉遂得了唐时古意。
他也许见过操着波斯语的画匠，把他们的技艺偷了过来。
他看到了其他南方文人见不到的宫廷珍藏，那些古典真迹“多绝品”
。
他画马画羊，灵感与经验均来自于北游经历。
不同背景的文化艺术，给他开了一扇窗，再也关不上。
一个“国际赵”
诞生了。
研究赵孟（左兆右页）的学者有一个说法：历史是复杂的，在这种超级百搭的特殊文化语境中，以赵孟（左兆右页）为代表的汉儒文化异军突起，与其说是逆境中的反抗，倒不如说是纷繁之境的清晰自觉，是与异质文化艺术的互相成就。
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懦弱是值得的，他的不敢死是对的。
5
时代剧变中，有人负责死，有人负责生；有人负责骨气，有人负责文脉；有人负责壮烈，有人负责悲戚。
而历史的残忍在于，它总是以生命的牺牲，作为伟大的衡量标准。
殊不知，有一种伟大，叫忍辱负重地活下去。
玉石俱焚，往往不是最好的选择。
赵孟（左兆右页）以后半生的隐忍，换来了元朝文化的高峰。
以一己之力，扛起元朝文艺圈的大旗。
没有他，元朝时期汉文化传统的断裂是可怕的。
有了他，元朝就有了门面，有了自己的李白，自己的苏轼。
他是一个时空旅行者。
他的思想超越时代300多年。
直到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亡国”
与“亡天下”
的区别，我们才能更深刻理解赵孟（左兆右页）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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