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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由于国小人少，虽然接连取得大胜，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加上资源匮乏，所以也无力再向宋朝发起进攻，在此情况下，宋夏双方最终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达成和约：双方约定，西夏向北宋称臣，北宋每年则赐予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并开放边境贸易”
，史称“庆历和议”
。
尽管对辽国、对西夏的和约让后世许多人诟病不已，但实际上，通过这种“赎买”
式的和约，北宋反而因祸得福，赚得盆满钵满。
由于契丹、西夏等草原游牧民族或是半农耕半游牧民族，根本没有建立丰富的产业，所以在与北宋实现和解后，在双方边境贸易的带动下，北宋反而实现了巨额的贸易顺差，以宋辽和议为例，澶渊之盟后，北宋每年都要向辽国进贡“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但北宋通过开放与辽国的边境贸易，每年仅仅河北一地，税收就达“四十万贯”
。
对此，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北宋臣子宋昭就曾经透露说，北宋政府给予西夏、辽国等少数民族政权的赔款“岁赐”
，名义上是赔钱，但实际上通过开放双边贸易，北宋反而还赚了钱：“盖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
取之于虏而复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也。”
再次审视北宋、南宋与契丹、西夏、女真的和约可以发现，这种和约背后所隐藏的贸易战术，比铁与血的战争来得隐秘高明。
对此，宋仁宗总是说：“好战者亡，忘战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
通过以柔克刚的和约，北宋与辽国、西夏达成了长期的和平局面，但这始终无法消除北宋建国以后潜藏的政权隐忧。
当时，北宋由于长期的崇文抑武，导致军队作战系统效率低下，为了拱卫中央和巩固边防，军队不断膨胀。
宋仁宗时期，军队规模达到了125.9万人的高峰，军事开支占据全国年收入的70%以上。
与“冗兵”
相对的，则是北宋的官僚队伍不断扩张，使得“冗官”
和“冗费”
等问题也不断积累加深。
为了维持庞大的开支，到了宋仁宗时期，根据主管财政的官员张方平的汇报，庆历五年（1045）北宋国内的盐、酒等商业税收，比宋真宗时期的景德年间（1004—1007）激增了3倍以上。
宋真宗时期商业税收仅仅450多万贯，但是到了宋仁宗时期，不到40年间，商业税收就激增到了1975万贯，由此可见民间赋税之重。
尽管百姓负担日益加重，但在阶级上层，当时国内的公卿大臣很多人却占地达千顷以上，以致“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
。
在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的局面下，北宋农民开始大量逃亡，小型起义则屡屡发生，以致欧阳修说民变“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
。
面对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忧心忡忡的宋仁宗在宋夏达成“庆历和议”
（1044）前，便急匆匆地将范仲淹从对西夏的作战前线召回朝中问对策。
1043年农历八月，在范仲淹、富弼等人的推动下，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
开始了，范仲淹等人试图通过澄清吏治、富国强兵，从根本上解决北宋的根基孱弱问题。
为了澄清吏治，当时范仲淹等人在处理不称职官员时非常严厉，有时经常是将不称职官员直接开除，对此辅助变法的富弼忧心忡忡地说：“这轻轻一划，焉知一家哭矣！”
范仲淹秉持公正、心如铁石，几乎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在宋代，“路”
是最高的一级监察区，其行政区域甚至比今天的省还要广阔。
但改革越是铁面无私，遭遇的阻力就越巨大。
由于改革的最高领导是宋仁宗，守旧派官僚不敢攻击最上层，因此只能从执行层面的范仲淹等人寻找攻击的缝隙，作为守旧派官僚头头，夏竦等人实在找不到什么攻击的理由，就上书宋仁宗说，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拉帮结派，到处在搞“朋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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