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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这种道德优越感和恐惧感,他们固然会在私人场合吟唱士大夫阶层的“**词艳曲”
,但在公开场合绝对要排斥**绮靡之音,以维护儒家诗教的正统地位。
换句话说,士大夫有士大夫的**书写模式,民间有民间的**书写模式,二者界限分明,被认为是“雅俗之别”
。
柳永一定要跨界,代沉沦的青楼女子立言,这是民间的姿态,士大夫阶层是不认的。
传统士大夫阶层对文化的层级就是这么严苛,你可以说他们高傲,说他们虚伪,但就是改变不了他们的特性——他们容不下一个全身心代表民间文化的人。
据说,柳永以词触怒宋仁宗之后,曾去拜谒宰相晏殊求通融。
晏殊问:“贤俊作曲子么?”
柳永答:“只如相公,亦作曲子。”
晏殊冷冷地说:“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闲拈伴伊坐’。”
柳永以为,同样写词的晏殊大人,一定对自己心有戚戚焉,哪知道,在晏殊大人的思想里,词与词是有天壤之别的。
柳永笔下“针线闲拈伴伊坐”
——歌妓一边做针线活,一边与情郎相倚相挨——这样的句子,晏殊就说自己绝对不写。
晏殊写思念,那必须是传统意境,雍容典雅,比如“斜阳独倚西楼,遥山恰对帘钩。
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
,柳永那种庸俗化、日常化的场景,是他相当不屑的。
所以抱歉,咱俩虽然都写词,但绝非一类人。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肯定是柳永的词更能反映时代的风貌,因为他的词是有生活气息的,带有时代的烟火气。
而晏殊等士大夫的词,几乎看不到任何时代信息,有的只是传统意境的揣摩和复述,搭配私人化极强的情绪,放在唐宋元明清任何一个时代里,都是成立的。
也正因此,柳永的世俗化写作,在当时就打败了晏殊等人的精英化写作,不仅在民间广为传唱,还悄悄传进了皇宫。
当下的真实,永远最动人。
而柳永最终被打入另册,也恰恰由于他的词太出名,使他无形中被当成了市井俗艳文化的代表人物。
枪打出头鸟,人红是非多,他被上纲上线为儒家正统文化的对立面,并作为市井俗艳文化的代表人物遭到正统的鄙视和唾弃,也就顺理成章了。
士大夫阶层中有真诚的个体,但作为掌控主流意识形态的群体,则一定是虚伪的。
所以他们一方面沉迷甚至模仿柳永的词风,另一方面却必须公开排斥和否定柳永的词品,进而排斥和否定柳永的人品。
整个宋代,柳永是所有著名词人中地位最低的,没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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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任何一个写词的人,都无法忽视柳永的存在。
他的词太经典了,尽管当时的士大夫对他的**媟艳俗表示不屑,然而,背地里无不边骂边学。
宋人笔记有载,秦观和老师苏轼久别重逢,苏轼向秦观道贺说,你现在填词更厉害了,京城都在传唱你的“山抹微云”
那阕词。
秦观客气一番,说恩师谬奖。
苏轼却接着说,但想不到我们分别后,你却开始学柳永作词了。
秦观不承认,赶紧辩解说:“某虽无识,亦不至是。
先生之言,无乃过乎?”
先生不要空口无凭,毁我清誉呀。
苏轼则当场举例质问道:“‘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
秦观惭愧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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