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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简单来说，就跟后来的明朝嘉靖皇帝一样，宋英宗想尊称自己的生父为“皇考”
（父亲），而朝臣只允许他称自己的生父为“皇伯”
（伯父）。
我们试着理解一下，现在看来无关紧要、爱叫啥叫啥的一个称呼，在古代则关涉到皇权的延续和礼法的维系，是被他们看得比天还大的事情。
所以宋朝和后来的明朝，才会为了一个称呼发生长达数年的朝臣分派与互殴。
在濮议之争中，以韩琦、欧阳修为主的政府系统（中书派），和以司马光、范纯仁、吕公著为首的言官系统（台谏派），意见对立，争执日趋白热化。
政府系统支持宋英宗称生父为皇考，言官系统坚决反对，认为只能称皇伯，这是人情与礼制之争。
背后还夹杂着皇帝（宋英宗）和太后（曹太后）的权力之争。
水很深。
话头最早是由宰相韩琦挑起来的，但文书、奏折等基本是由欧阳修操刀。
欧阳修从人情角度，论证宋英宗应当封生父为皇考，在整个濮议事件中，他前前后后写了十几万字，都在谈这个事情，显示了一代文宗的笔头有多硬。
但是，古代人在这种事情上，普遍认同礼法，而不认同人情，所以欧阳修这一派其实是少数派，坚持到后来几乎与整个士大夫阶层为敌了。
欧阳修于是成了言官们的靶子，弹劾他的奏折不断递到宋英宗面前。
他们上疏说“豺狼当道，击逐宜先，奸邪在朝，弹劾敢后”
，意思是要皇帝严惩整个事件的“首恶之人”
欧阳修。
至此，濮议之争演变为欧阳修以一己之力挑战天下士人，这意味着他已经成为天下之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公敌。
最后，宋英宗问宰相们该如何结束纷争，宰相韩琦委婉地表白，我们是忠是邪，陛下心知肚明。
欧阳修则直接说，如果陛下认为我们有罪，那就留下御史们；如果认为我们无罪，那就听陛下处置。
宋英宗犹豫了许久，在曹太后转变态度后，终于下令贬黜言官，最后还补充了一句，劝宰相们下处分不要太重。
濮议之争表面上以欧阳修这一派的胜利而告终，但实际上，在士人权力巅峰的宋朝，欧阳修既然站到了士人群体的对立面，他的个人悲剧也就注定了。
事件刚一结束，欧阳修就前前后后上了11道奏折，请求自贬外放。
宋英宗还没同意就突然辞世，宋神宗登基，这下，欧阳修更加难以安全退出了。
反对派的机会来了。
欧阳修的妻弟薛宗孺此前因为私事对欧阳修怀恨在心，此时开始造谣说欧阳修与儿媳吴氏有染。
御史中丞彭思永听说此事后，觉得可以利用，就告诉了御史蒋之奇。
蒋之奇因为在濮议之争中附和欧阳修之论，被反对者视为“奸邪”
，这时他为了“自解”
，为了被士人群体接纳，必须与欧阳修划清界限，于是上疏揭发欧阳修的**传闻。
一场攻击欧阳修犯下“禽兽不为之丑行，天地不容之大恶”
的风暴就此展开。
被绯闻攻击得精神崩溃的欧阳修，一连给宋神宗上了好几道奏折，请求皇帝彻查。
宋神宗最终批示要查，蒋之奇随后供出彭思永，彭思永却死活不供出他从谁那里听来的传闻，只是说“帷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欧阳修）首建濮议，违典礼以犯众怒，不宜更在政府”
。
原来只是想利用传闻，驱逐和击垮在濮议之争中激起众怒的欧阳修而已。
这起**传闻虽然以彭思永丢了官，蒋之奇被贬谪，宋神宗“敕榜朝堂”
，替欧阳修辨明了诬枉而落幕，但61岁的欧阳修，在20余年间两次被诬以**案，此时已经身心俱疲，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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