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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新法的废除，拥护新法的朝臣的清洗，就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根据记载，高滔滔摄政后的第一件大事，竟然是抛开正常的政治途径，私下派太监到洛阳向司马光问政。
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在洛阳隐居著书15年的司马光，估计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重返政治核心，并成功反扑新法，得偿夙愿。
洛阳问政后不久，司马光入朝拜相，并进一步援引反对变法的吕公著、文彦博等人入朝。
朝中出现了蔡确、章惇等变法派与保守派对峙的局面，双方势同水火。
为了控制舆论、打击变法派，司马光等人又私下推荐了苏辙、朱光庭等保守派给高滔滔，请求授予谏官之职。
随后，王岩叟、刘挚也被引入朝廷，充当御史，专门攻击变法派。
司马光还建议高滔滔，设置看详诉理所，替宋神宗时期反对新法的官员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和官职，重新安排进朝廷的各级部门。
政治斗争的本质都是人事安排。
哪一方占据了朝中职权的优势，在接下来的政策变动和清理异己中，必将稳赢。
人事安排到位后，谏官们对变法派发起了猛烈攻击，蔡确、章惇先后离开京城，支持变法的其他官员也陆续被贬出朝廷。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方田均税、市易、保甲、青苗、免役等变法的成果被尽行废弃，国家制度似乎一夜回到了18年前。
1086年，农历九月，司马光在重新出山一年后病逝，太皇太后高滔滔大声恸哭。
3年后，吕公著去世，高滔滔再次哀恸不止，流着泪对朝臣们说：“邦国之不幸，司马相公已故，吕司空又逝。”
在她摄政的时间里，她的权威先后成为司马光和吕公著两任保守派领袖压制新法的工具。
如今，工具的使用者离开了，工具似乎失去了方向。
实际上，在司马光死后，保守派内部逐渐分裂为三派，即后世所称的“蜀洛朔党争”
。
而高滔滔并无任何强势干预的姿态，只是任其党争环境恶化下去，直至像黑洞一样吞噬了这个国家。
4
高滔滔的私德其实很好。
她崇尚节俭，以朴实著称，虽然出身贵族，但对民间疾苦有恻隐之心。
她对待外戚——自己的娘家人，态度十分严苛，不徇私情。
但更多时候，她的美德仅限于她能感知的范畴。
一旦进入治国领域，需要她站在更高的立场去权衡利弊，施行利国利民的美德，她就变得茫然无措，甚至成为政治上的“失德者”
。
必须承认，一个政治家的美德，跟作为个体的美德，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从王安石变法开始以后的北宋政坛，几乎很少人意识到这一点，每个人仍然习惯用个体的美德去衡量政治家的美德，结果都陷入了偏执的境地。
而高滔滔显然不具备改善纷乱朝局的思想与能力，这已经超越了她的日常经验。
她只能作为一面旗帜被一帮老臣扛着，宣传她的私德，进而美化她作为政治家的道德。
但实际上，被史书美化为“元祐治世”
的高滔滔摄政时期，却是北宋走向亡国深渊的前奏。
致使北宋亡国的各种伏笔，此时已经埋下了。
高滔滔摄政时期，给北宋种下了三大恶果：第一，对宋神宗时期变法内容的全盘否定，将北宋经济推向了崩坏的边缘；第二，对西夏的割土示弱，不仅未能换得边境和平，反而刺激了其得陇望蜀的野心；第三，党同伐异的政治迫害，拉开了北宋末年翻来覆去的党争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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