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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更多的文官看来，文天祥越忠诚，就越衬托其他文官武将的明哲保身和委曲求全。
所以一直到当年十一月，蒙古兵已将临安城团团包围之时，文天祥才被召入临安城中。
德祐二年（1276），文天祥被任命为临安知府，协助拱卫京师。
当时，元朝大军已经逼近临安城外的皋亭山。
在敌兵的震慑之下，比文天祥早12年（1244）考中状元的左丞相留梦炎开溜了。
然后，右丞相陈宜中也脚底抹油了。
无人可用的太皇太后谢道清，只得颁发懿旨，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全权负责与城外元军主帅伯颜的谈判事宜。
当王朝即将覆灭，南宋皇族们放眼望去，才发现那些当初共富贵的人，都逃跑了。
剩下那些他们看不入眼的人，却选择了与他们同生死，共患难。
宋朝养士三百年，这是最后的考验时刻。
2
在宋代以前，封建王朝通过荐举制、九品中正制等方式选拔人才。
尽管唐代开始有了科举，但是由于人才选拔规模太小，加上多为贵族垄断，因此唐代并未能通过科举制培育出广大的知识分子群体。
从根本上说，宋代以前的朝代兴衰，更多是贵族间的斗争，而与知识分子群体无关。
到了宋代，随着科举制的急剧扩大，平民阶层有了更直接的渠道参与朝政。
北宋末期，每年参与各级科举应试的学子已达10万多人，而南宋时期的12世纪后期，尽管丢失了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但每年参与各级科举应试的学子，更增加到了40多万。
通过这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的科举制，广大知识分子有了直接的通道可以实现阶层流动和上升。
也因此，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国家兴亡的责任担当意识开始强烈膨胀，以致北宋时期，知识分子群体敢于在宋神宗面前，公开阐述皇权必须与“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
在后世强调皇权独裁的明清时代，宋人和宋代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体自信，是不可想象的。
可以说，尽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概念要到明末清初才被提出，但宋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践行这种理念。
在文天祥看来，他状元出身，以赣州知州的身份起兵勤王，如今危难之际临时被任命为宰相，对于家国天下，更是承担着发自肺腑的崇高责任。
当时，文天祥等人主张依托临安城中的几万残兵和数十万百姓支持，与元兵进行攻守决战。
然而66岁的谢太后和4岁的宋恭帝赵?束手无策，他们和更多的文官仍然痴痴梦想着蒙古人能和此前的契丹人、女真人一样，在得到更多的岁币和纳贡后可以退兵回朝。
妇人小儿无力挽救赵宋天下，无奈下，文天祥只得代替宋廷，再次出城谈判。
面对气焰嚣张的元军统帅伯颜，文天祥毫不懦弱退缩，坚持与伯颜抗争辩论。
伯颜怒了——一位即将亡国的南宋宰相，竟然敢如此当面顶撞他——于是下令，将文天祥拘押锁铐起来。
文天祥公开怒斥伯颜并被拘押的这一天，是德祐二年（1276）农历正月二十四日。
10天后，二月初五，南宋朝廷在临安向元军投降。
与149年前经历靖康之耻（1127）灭亡的北宋一样，南宋，也已接近穷途末路。
但危难之际，谢太后仍然命令陆秀夫等人，在南宋朝廷于临安投降元朝之前，秘密护送着赵宋皇族最后的血脉——7岁的赵昰和4岁的赵昺，出走福州。
临安之降后3个月，1276年5月，陆秀夫和赶来护驾的张世杰一起，在福州拥立赵昰登基，是为宋端宗。
此后，被元军押解北上的文天祥，也在途中逃脱南下，历经九死一生辗转来到福州，并被任命为右丞相知枢密院事。
当时，南宋已经濒临末日，但在各个角落，仍然有忠臣义士在顽强抵抗元兵。
在扬州，尽管得知首都临安已经沦陷，但驻守的李庭芝和姜才等人却始终坚持不降。
在率兵转战泰州兵败被俘以后，李庭芝最终殉国。
姜才临死前，仍然对元兵破口大骂，誓死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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