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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实践表明：一方面，理性主义在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另一方面，“理性化”
概念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社会生活不同领域完全可以按照不同终极价值和目标实行“理性化”
，判断“何为合理性”
，“何为非理性”
，关键在于选取什么样的伦理观作为价值参照。
因此，韦伯基于对一种经济制度的社会精神气质的发生学角度研究的需要，选取了“经济伦理”
（eicethics）作为判断的价值参照，表示“基于宗教的心理和实用情境对行动的实际驱动力”
[28]。
在论说理性时，韦伯一般喜欢使用前缀或修饰语，把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形式理性等与责任伦理、信念伦理相结合，表明对社会行动的分析重于对纯理论的追求，对理性的分析是以解释社会行动为基点的。
在韦伯眼里，作为上帝所赐予的人的固有属性，理性就是社会行动者对意义的理解与对行动的计算，以探寻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合理联系。
那么，什么是“社会行动”
呢？韦伯认为，所谓社会行动就是指“行动者赋予主观意义并指向他人的行为”
[29]。
按照这种理解，如果一项行动被确认为是社会行动就意味着：（1）进入习俗、制度、规范、法律等关系，参与为达成一定目的而进行的事物；（2）行动者要提出自己的目标，以示行动之必要性和正当性；（3）行动者要以一定的信念、价值或理想为自己行动的动机。
[30]在这里，主观意义和客观意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以不同方式结合在行动中。
至此，韦伯通过利用研究社会和解释现实的概念工具“理想类型”
，把自己的全部社会学研究建立在对社会行动的分析和理解之上。
通过把“行动的伦理”
的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行动的指向”
的此岸性与彼岸性四个要素组合成矩阵，可以得出如下四种社会行动类型：
一是工具合理性行动（meaionala）。
在韦伯的概念系统中，也叫目的—工具合理性行动，它通过计算和预测行动的后果，从而实现行动的目的；它侧重考察手段是否能够实现特定的目的，而不论该目的针对的终极价值是否符合人们的愿望。
因而，它的最主要特征是关注目的，其理性就体现为能否通过计算和预测行动的后果来实现行动的目的。
“工具合理性行动基于对存在是什么的认识，因而与责任伦理相联系。”
[31]当然，“工具理性”
后来成为法兰克福学派[32]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最直接、最重要的渊源是韦伯所提出的“合理性”
概念。
二是价值合理性行动（valuerationala）。
在韦伯的概念系统中，它是指在主观上相信这种行动具备无条件的排他的价值，因而，不顾后果如何、条件怎样，都要去完成的行动。
这种行动主要关注行动本身是否符合绝对价值，而不论行动可能引出的后果。
如果按韦伯的看法，把价值理解为主观欲求、意愿、信念、意向等含义，那么工具合理性行动就是排除价值判断，即价值中立的行动；而价值合理性则是引入价值判断，或称价值关联的行动。
[33]由于价值合理性行动基于对“存在应该是什么”
的认识，因而与“信念伦理”
相关联。
三是传统行动（traditionala）。
这种行动“由约定俗成的习惯”
决定，即由无意识地遵循习俗的机械行为所构成，通常只是一种含糊的对习惯性刺激重复其固有态度做出的反应。
四是情感行动（affectuala）。
“即由现时的情绪或感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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