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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简而言之，韦伯深刻揭示了现代大学面临的最大难题，也就是资本主义专业化导致大学学术活动的异化，大学自身正演变成为资本主义经营的实体。
正是由于在现代性问题上精确把准了大学的问题与症结之所在，韦伯最后在1919年的《以学术为志业》中认定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理性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大学及其学者唯有积极做好作为一名职业人生存下去并为事业献身的思想准备。
二、学术自由
尽管认同了现代大学学术管理体制中的官僚制度与职业化趋势，但韦伯并没有因此放弃学术自由的信念，反而一直在为此摇旗呐喊。
学术自由起源于中世纪大学与教会、国家分离并从其获得的特许状；到18世纪就已经形成惯例，即政府权力也不能干预大学事务；到19世纪初正式形成大学的基本制度。
然而现在，曾经作为德国大学精神核心的学术自由只剩下了徒具自由外表的空壳。
这是因为，首先，“在德国，学术自由只是在所规定的允许参与政治以及宗教信仰的（资格）范围里存在。
超越出这个界限就不存在了”
[9]；其次，德国并不存在与意大利同样的科学和教学方面的自由；最后，德国学者在大学讲台上的发言是自由的，但由于他们是政府的官吏，因而在大学之外的公共场所发言时，一定要考虑这种政治性的讲话合不合适。
韦伯进而指出，只有具备如下三方面的内涵，即“（1）审批谁有资格登上大学讲台的时候，不能以任何信仰上的理由进行歧视、区别对待；（2）即使在大学以外的公共场所从事政治活动，并不于其教师职业有碍；（3）相反，在大学讲坛上的讲课必须对自己的价值观、信仰有一定的自制，即所谓‘讲坛禁欲’”
[10]，这样的学术自由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学术自由”
。
此外，根据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是基于一种“浸透教授群体的职业利益的一种享受的自由”
的传统，韦伯断定价值中立与学术自由、讲坛禁欲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思想联系。
[11]换句话说，从德国大学的发展史看，大学本身就是从国家权力中获得既得利益，而要保持它，就必须拥护作为特权的国家权力。
因而如果一个人进入了大学，那就意味着他获得了一种资格，可以参与国家的政治和宗教。
因此，这种“学术自由”
就要求他在大学的教学过程中隐蔽特定的政治色彩。
这样，“学术自由”
就转化为“特权的自由”
。
所以，德国编制内与编制外的教师各自拥有的“特权者的自由”
与“非特权者的自由”
之间不仅不同，而且彼此尖锐冲突，前者应该向真正公开的“学术自由”
转化。
正是由于20世纪初社会结构与体制的变化造成了大学学术体制中渐进的官僚化制度，韦伯在对待学术自由问题上面临着思想上的矛盾。
一方面，传统的学术自由是“学者共和国”
从国家权力那里获得的自由，学者获得了国家对启蒙时期“哲学思想自由”
的保障，这时的大学如中世纪大学一样反映出了浓厚的行会（guild）性质与色彩。
在这种学术自由体制内，由于国家权力远离大学，违反学术自由的标志只是祸从口出，大学教师即使被免除了教职，但依然具有教授资格，还可以成为“编外讲师”
，同时成为该“学者共和国”
的一员。
也就是说，在学术圈内部，学术自由的问题不会牵扯到大学体制。
这种知识社会中纯粹的学术自由管理模式被韦伯比喻为类似手工业型的个体户模式。
而且，这种时代的知识分子数量极少，知识被垄断，学术圈内可以免除国家权力的束缚和干扰，大学学者可以自由表达。
另一方面，产业革命后，科学研究专门化、大规模化、群体化趋势既是必然也十分明显，在知识社会与大学的内部产生了官僚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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