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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处于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大学既具有自身的逻辑和相对独立的性格，又是一种受宏观和微观环境影响并赖以生存的有机体，其外在特征和社会职能在各个历史时期变化不定，具有极强的适应性，从历史上来看已经从行会变成官僚组织，直到现代的巨型官僚大学。
信念伦理支配下的价值合理性行动指向“应然的大学”
，即在行动者内心深处的理想图景中“大学应该是什么”
的自在自为状态，但由于行动者本身是“现实机会主义者”
，嵌入了行动者本人的价值判断，因而导致绝大部分情况下“各个行动者心中各有属于自己的大学”
，正因为钟情不一，自然会理解各异，争论激烈。
至于大学的传统行动者与情感行动者，既因为他们指向了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理想图景的大学”
，又由于其行动标准或盲从于世俗与宗教的惯习，或受制于无从控制的情感冲动，尽管给多样的大学图景中增加了一抹色彩，但由于完全属于非理性的冲动与行动，基本上不具备促进大学进步与变革的意义。
对大学理性视野下的大学行动来说，为什么首先要强调责任伦理下的价值中立原则呢？它又是如何维持大学官僚体制与学术自由之间的张力呢？这主要是基于现代性条件下，大学及其学者作为一个现代理性组织与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理性的诚实”
的道德原则。
比如，韦伯就曾经提及关于“知性的诚实”
，其核心是强调对事实认识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
[2]换句话说，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大学及其学者持有不同的大学观，就是因为不存在统一的价值，因此就需要学者以严肃、诚实的态度对待一切价值观。
在大学行动问题上，强调“价值中立”
，就是因为身处现代性大旋涡中的大学系统已开始趋向多元化与专业化，具有了不确定性，不再是一个被绝对价值统辖的“迷人的花园”
。
面对此情此景，大学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唯一办法就是保持理性上的诚实，才能真正永久地生活在动**、冲突和不确定性之中。
例如，当弗洛伊德的弟子向韦伯当时主持的社会科学刊物投稿时，韦伯认为这样的论文充满了“价值判断”
的叙述，一点不符合冷峻的客观性要求，认为这种论文没有一点“价值中立”
的、自称是自然科学的业绩，因而拒绝了来稿。
在认识到弗洛伊德等人的研究有继续下去的必要性，很关心这类学说发展的韦伯指出：弗洛伊德创建了自己的学派，却把不属于自己学派的人从小团体中赶出去，把小团体搞成秘密学派一般，因此丧失了伦理价值。
[3]
其次，大学理性视野下的大学行动该如何处理责任伦理中“道德”
与“行动”
之间的关系呢？这里要注意两个方面：第一，在大学理性视野下的大学行动不能把道德当成达成其他目的的手段。
因为在知识探索行为中的道德价值，既不在于它可能带来好的后果，也不因为它所抱有的目的实现了，而只是因为它本身的善（知性与德性的统一）；第二，如韦伯一样，面对大学官僚化与教师的职业化趋势，大学理性下社会行动的最终抉择对象是世界观与学问体系的“终极立场”
，而非“当下立场”
。
大学及其学者的每一种具体的“当下立场”
都必须是从其持守的世界观与学问体系的“终极立场”
推论而来，这也是在大学理性中要保持“理性的诚实”
的重要内容，即大学行动的前后“一贯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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