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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富裕的挫折”
。
文化消费则会带来多样化的享受,却又具有较少的竞争性和排他性;文化消费所要求的环境与资源成本低廉,却能获得较大的满足。
因此,大学应该注意引导学生形成合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消费技能”
,更加注意丰富课程文化,更加注意构建周边环境的文化内涵。
这难道不正是针对目前我国高的等教育弊端的一剂良方吗?不正是对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改革最大的启示吗?
在我国目前的大众化背景下,特罗所描述的“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职能”
压倒“高等教育的自主职能”
似乎正成为一种事实。
也就是说,大学保存与传承高雅文化、增进个人智力发展的自主职能正在让位于劳动力市场训练和以资助为基础的科研这一公共职能。
高等教育的公共生活似乎也正在一点点挤压着高等教育的私人生活。
[6]但正如克拉克·克尔指出的,这些并不意味我们可以让高等教育的“公共生活”
压倒高等教育的“私人生活”
。
所以,面对目前这种状况,我们的大学应该更坚决地守护教育的本质和自己的基本使命。
然而在现实的大学生活中,尽管各种各样的人及其观念的碰撞让大学校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但是根据韦伯的研究方法论,基于普遍价值和目标的“学术共同体”
的理想应该从来没有在世界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中存在过,它们只不过是一种大学模型的“理想类型”
而已。
正如自从产生了大学,在任何社会形态里都不会只有一种类型的大学,大学只有唯一使命的情况,“知识、美德和实用,即推动知识的进步,促进社会、道德和宗教行为规范的遵守,以及为高级职位或专业培养人才是大学在整个历史上最主要的三个目的,而在关于大学目的的讨论中,一直有人提到大学在这三个目的中不断改变侧重点。
高等教育外貌的不断变化以及欧洲诸大学地图的不断改革都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种侧重点的改革有关,与这三种目的的重要性的变化有关,以及与社会(更确切地说是社会主导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集团)对于每一种目标的优先考虑程度有关”
[7]。
可以说,纽曼提出的大学理想是英国式的,奥尔特加提出的大学使命是西班牙式的,克拉克·克尔提出的大学目的更多地具有美国特色。
但是,大学之所以为“大”
,正是因为它具有的独特气质与全球共通的职能与使命。
这种东西是可以跨越国界的。
“假设我们可以打碎现有的大学,可以随心所欲地重建之,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机构呢?我们不会把它们建成一个样——都像英国、法国的、美国的或德国的。
但不管留有多大余地考虑民族传统或性格的不同,我们都会注意到学者和科学家们主要关心四件事情:保存知识和观念、解释知识和观念、追求真理、训练学生以继承事业。”
[8]
因此,在中华民族宏伟的高等教育事业中,我国的大学可以根据大学理性视野下的大学行动模式,在责任伦理支配下履行自己的独特职能与使命,而不是依据信念伦理包揽太多,负载太多……蔡元培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
。
潘光旦则指出,“教育的理想是在发展整个的人格”
。
面对前辈们的真知灼见,我只能说,再次赞同现代大学的最基本使命就是首先应该把普通人培养成有“文化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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