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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按照布迪厄的看法，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感”
部分来自于参与到超越了自身特定职业或兴趣的事务中。
鲍曼（Bauman）认为，“‘成为知识分子’这句话所意味的，是要超越对自己的职业或艺术流派的偏爱和专注，关注真理、正义和时代趣味这些全球性问题”
[14]。
难怪知识分子最赞许的一个美德就是要有能力去追求独立而自由的生活。
古德纳相信知识分子最渴望的品质应该是意志自由（autonomy），因而他声称“知识分子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最深层的支柱，是他们对自己的意志自由的自豪”
[15]。
因此，渴望拥有根据自己的信仰和思考来行动的自由就会深深地影响着知识分子的行为。
这也解释了为何知识分子经常处于一种创造性的紧张状态之中，与主流机构加在日常生活之上的规则和限制相冲突。
[16]
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市场在大学学术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学术生活愈加制度化与职业化，大众媒介力量日益增强，导致知识分子能够行使意志自由的公共空间遭到了严重侵蚀，传统知识分子开始衰落，并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推动社会学术面貌变化的主要力量是大学学术界与思想界的扩张，即职业化与专业化要求学者更加关注提供服务，而不是推进思想，这使得知识分子的生命力遭受到了重创。
因为判断是否是一个大学学者、是否是知识分子，并不是因为在从事学术工作，也不是因为工作的特殊经济功能，而是因为与社会的联系以及自身思想的发展而成为知识分子。
也可以说，作为一个普通学者的职业精神所提倡的价值与行为方式，与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倡导的价值与行为方式已经不完全一致了。
对社会现状提出批评，充当社会的良心，或为追求真理不计后果，这类行为只能是知识分子的行为，而不成构成专业人士的工作，两者之间甚至相距甚远。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韦伯认为19世纪以来伴随着大学外部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以及官僚体制的形成，大学内部不可避免的官僚化与专业化思想严重威胁着作为知识分子的学者的生存方式。
知识分子的工作一旦职业化，只是获得了管理方面或技术官僚性质的职能，但从此就不再具有独立性，也丧失了提出重大社会问题的潜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就是所谓的后现代时代，既然与知识分子权威联系在一起的诸如探索知识、运用理性等启蒙主义根本原则成了怀疑的对象，知识分子的工作也就失去了诸多文化方面的感染力。
对理性力量的怀疑进而对其信赖度的减弱，既严重动摇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又对普通公众的日常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现代社会让知识服从于实用目的，催生了一种不利于实验和发展强大思想的学术情绪。
而用专家取代思想家，同样削弱了公众对讨论重大问题的兴趣。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与学术背景下，知识分子发现他们既很难找到自己的声音，又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听众。
基于此，难怪不仅解构主义的代表福柯断定“普遍的知识分子”
趋于消失，“具体的知识分子”
迈上前台，就连法国当代著名的后现代思潮理论家利奥塔也干脆以悲观的口吻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死亡”
。
概括地说，尽管与大学学者相伴而生的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
，具备“也许靠思想生活，但他们也必须为思想而活”
的理想模式，但由于判断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标准指向要超越知识分子自身所属学科专业或艺术门类的局部关怀，参与到对普遍真理与时代趣味等全球性问题的探讨中，因此，既是这种特定的实践模式成就了知识分子的兴盛，也决定了知识分子走向衰落之路。
而作为并非如同知识分子般跨出“象牙塔”
与本专业领域的大学学者则由于处于大学理性的关照下，从中世纪至今在大学发展史与学术发展史上获得了不朽的地位和影响。
面对现代进程中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都处于极度分裂的世界，韦伯可谓洞若观火，指向明显，其著名的“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
二分学说，其实就蕴含了他对宗教观念与现实世界关系变迁的矛盾心态与深刻思考。
在他晚年勉励年轻学者而非知识分子的“以学术为志业”
的演讲中，“志业”
一般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为职业，即现代社会从事学术工作时在物质意义上的谋生之道；二是作为一种召唤或道德献身对象的志业或天职。
作为热爱和探求知识、有社会责任感的大学教师，他们不但生产具体的知识，同时追问如何形成一般的知识标准，以便寻求客观知识与真理的更为可靠的依据。
在现代社会不断官僚化与专业化的过程中，无论怎样应对都不可避免要产生“职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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