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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学术责任”
，体现了大学理性视野下的大学行动从信念伦理到责任伦理的变化过程，而这是大学学术工作变迁的缩影。
尽管从表面上可以把学术自由和学术责任看成是对立统一的一对范畴，但两者并不真正对等，学术自由是大学的永恒话题，学术责任则鲜有涉及，原因就在于教师所从事的工作是一种非程式化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大学就是一个缺少规则的特殊团体”
[12]。
从一定意义上讲，学术自由允许学者在大学教学与研究中坚持真实想法的标准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合理性研究方法，赋予大学学者在学术问题上的自由权利，反过来使他们必须承担一系列的责任。
尤其是当资本主义社会开始进入垄断阶段时，大学与民族国家、社会的关系更为密切，此时大学成为社会的亚中心，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大学官僚化趋势日益明显，大学及其学者的学术工作的特性开始发生变化，学术自由在维系学术传统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难以避免成为保守与僵化的挡箭牌。
从这个意义上说，倡导学术责任体现的是社会的发展要求现代大学承担属于自身必须承担的责任的诉求。
同时，它表明，必须利用大学理性视野下的学术责任伦理，明确破除学术自由可能给大学行动搭建起来的容易自私的屏障，从外而内把现代大学变得更富有责任感、更有效率。
从制度意义上说，学术责任首先是从事教学与研究，其中每个方面又派生出许多责任，包括用正确的方式对待学生、同事、行政人员以及其他学术机构的同事。
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也因此成为当代大学最重要也最具争议性的一对概念。
具体来说，从拥有“学术自由”
到承担“学术责任”
的变迁，其内涵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首先，现代大学在学术研究目的与功能方面发生变化。
20世纪中叶以前，大学及其学者从事学术工作更多是因为对学术本身探究的兴趣与自由，强烈要求排除外界的干扰与影响，因此倡导学术自由既是一种理念与制度保障，也反映了当时大学及其学术工作的纯粹。
后来，这种学术自由制度进一步延伸为允许具有非同寻常的创造力的人享有非同寻常的创造**的机制。
对社会来说，这种学术机制更多体现为对客观世界的探究，尽管其工作及其学术成果可能会对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但大学及其学者对此并不关心。
20世纪中叶以后，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社会服务职能强化以及大学拨款机制的变化，“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
与“以科学为基础的社会”
相互促进，使得大学的学术目的与功能开始更多关注自身与社会的现实目的。
反过来，社会也对大学及其学术工作提出自己的要求，使得大学的学术活动不再完全是大学及其学者自身的事，而成为一种责任和使命。
其次，学术研究的道德基础发生变化。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今天，学术研究的后果越来越难以预测，在坚持价值中立基础上的责任伦理问题正日益得到广泛的认同。
它强调学者严格遵守基于“学问具有一种内在的正直”
信念之上的学者职业实践准则，要求学者必须献身于自己的学科领域，尤其要把发展本学科视为自己的道德责任，而且若研究成果导致意外的不良社会后果，则其研究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学术体制官僚化的进程，经济主义倾向亦深深地楔入了大学内部，学术已经成为大部分学者的一种职业甚至谋生的手段。
同时，大学及其生产的学术知识改造世界的外在作用日益显现。
从此，大学的学术研究活动在突显其工具价值的同时，开始被迫承担起属于自身的学术责任。
在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发生了一件对当今学术界影响较大的事件。
作为血液遗传病方面的专家，南希·奥莉维瑞（NancyOlivieri）和制药商Apotex公司签订合同，在依赖输血的地中海贫血患者身上测试去铁酮与铁离子的螯合作用。
在该项目中，Apotex公司拥有去铁酮药物的专利，并资助奥莉维瑞的研究。
然而，在该项目进行过程中，奥莉维瑞发现去铁酮药物具有两方面的危险：一是该药物在经过长期使用后会失去疗效；二是该药物将导致肝脏纤维化。
于是奥莉维瑞不顾公司的反对与威胁，公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于是，公众广泛注意了该项目并争论激烈。
随后，公司撤销了对多伦多大学有关该药物实验的资助，并威胁要起诉奥莉维瑞，指控其作为研究人员违反了签定的保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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