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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
的悲观结果，因而积极倡导作为“第三种类型”
的大学学者要为事业献身，要积极做好作为“职业人”
生存下去的思想准备，并尽可能重返往昔专注于专门研究的“象牙塔”
里去。
伴随着理性与信仰相统一的时代成为历史，一个以学术为志业的知识分子绝不可以再充当所谓新时代先知的丑角。
否则，不仅是歪曲现实，而且是在逃避责任。
基于此，韦伯提出了著名的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这一对不相容的概念；信念伦理的唯一责任就是守住燃烧的信念之火，避免其熄灭。
事实上，只有责任伦理才能在这个充满利益冲突的世界上，不仅能审时度势为自己的目标做出决定，还敢于承担行为后果的责任。
韦伯强调，“在行动的领域里，责任伦理具有优先性，其用意就是希望提醒人们一定要警惕神秘主义、浪漫主义、理想主义以及非理性主义浪潮中暗藏的陷阱”
[17]。
对于中国大学及其学者来说，该当如何处理自身、学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呢？这显然已经涉及本书前面大学理性视野下的大学行动模型。
人类最早的学者起源于古代社会知识生产的形态是超越事实之上的沉思，他们由此自由地探索着万事万物的根基。
自从中世纪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以来，大学学者便自然成为学者当然的代言人。
近代以降，随着大学外部的官僚化进程，学者逐步职业化，过去以业余爱好为主要特征的科学研究方式逐步过渡到以学术自由、价值中立等制度形式体现的大学“学术共同体”
为学者社团的主要特征。
19世纪初，在有关学者及其本质的论说中，费希特的系列演讲犹如划过静寂黑夜的最耀眼的流星，清晰勾勒出该“共同体”
不断前进的路线。
费希特反对“根据表面的现象和单纯的意见制定的学者概念”
，赞同“根据真理制定的学者概念”
，即“只有那些通过时代的学养，达到对理念认识的人才能被称作学者”
，并从现在起，“只把那些经由时代的学养，确实认识到理念的，或至少满怀朝气，孜孜以求认识理念的人，看作是学者”
。
他认为，“在真正的学者中，理念已经赢得了一种感性生命，它完全扬弃了学者的人格的生命，并将这种生命纳入到理念的感性生命之中”
[18]。
所以，按照费希特的界定，学者具有同质的精神命脉，无论“在北大、牛津或敦煌石窟，在昨天、现时或明天”
，他们都隶属于那种即使天各一方但追求一样目标的理智共同体，从而具备了同质的追问、同样的求索动力、同样的元方法律令、同质的评价准绳、同样的英雄谱系、同质的原型以及同样的深层语法与论说方式。
[19]当然，伴随着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大学的学科群体和学科范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学者的这种理想言说方式已经遇到极大的挑战，因为“今天，学术已经作为一种职业的经营，以学术为志业受到了限制，就是学问已经成为一个空前专业化的时代，并且这种局面将一直持续下去。
从表象和实质两方面来说，我们都必须认清，个人只能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
[20]。
而且，“每位受到召唤，有志从事学术工作的年轻人，都必须清楚认识到，他所肩负的重任具有双重面貌。
他不仅需要学者的资格，同时也必须能够做一位好教师，而这两种条件并不一定全然吻合”
[21]。
但是，一个人是否同时兼具上述这两种能力，完全得靠运气。
因此，对真正的大学学者来说，必须克服由于大学外部与内部官僚化、职业化与学术自由、价值自由之间的离心力与矛盾，认清学术生涯乃是一场发狂、无把握的冒险。
当然，最终也确实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忍受这种创伤，而不觉得这对他们的内在生命是一种伤害，从而成长为伟大的大学学者。
就中国的整体环境而言，大学及其学者历来受到普通大众的崇仰，而近年来则以其日益暴露的种种问题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十分复杂，而大学及其学者自身的种种不足，乃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需要三省其身，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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