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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power),而在于培育“人之独立性”
(manhood)。
从这些思想出发,西方大学有关学术道德问题的主流看法曾经是:只有“科学方法”
才是人类道德唯一的最高典范。
科学方法要求对真理的追求“真诚不欺”
,达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境界。
“曲学阿世”
乃学界之贼,根本没有资格在大学立足。
因此,西方大学把“学术真诚”
视为大学学者人格的最高标准。
当然,随着现代大学与政府、市场关系的日渐密切,大学功能的不断演进与多元化,西方学术界日益感受到大学学术道德的沦丧甚至面临崩溃的危机,在这种背景下,一系列的基本学术准则也应运而生。
然而,在学术界看来,这些准则只是权宜之计,要从根本上削弱社会与市场给大学带来的负面影响,大学应在教学与研究之外,大力倡导“创造性的文化生活”
[40],即保持有文学气质、有书生情调、有生命意义的生活方式。
大学文化生活的形成,虽然是多种不同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各个年龄段的学者居息一堂,朝夕切磋,形成“学人社会”
,就有希望成为现代大学的道德支柱。
[41]
总之,大学学者与大学、社会的关系从来不是固定的,总是处于不断演变之中。
不同时代的大学教师以不同的称谓方式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角色,而不同生存形态的大学教师也表现出了不同的行为方式与功能指向。
但是,对大学理性视野下的大学行动者来说,强调“责任伦理”
下的“价值中立”
原则,正是因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存在着多元的价值观,为了使大学尽可能在大学官僚体制与学术自由之间维持必要的张力,真正的大学学者必须遵循大学理性,以严肃、诚实的态度对待一切价值观,因为现代大学已不再是一个被绝对价值统辖的“迷人的私家花园”
,而成为一个供人观赏的“五光十色的万花筒”
,因而大学及其学者对待自身与外部世界唯一的办法就只能是保持理性上的诚实,才能真正在这个到处充斥着动**、冲突和不确定性的社会中保持永恒。
具体来说,尽管现代大学早就具备了教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三大功能,但现代大学学者必然首先是从事文化传授的良师,然后才是投身研究的优秀学者,并由此成为对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贡献的好公民。
换言之,大学学者既要承担大学文明传承与发展学问的责任,还要承担作为一个普通社会公民的使命。
一个真正的大学学者,要忠实地行走在大学理性的轨道上,以责任伦理为指导,以信念伦理为动力,淡化实用,享受心如澄澈之水、身如不系之舟的处世乐趣,抱着庄敬不怠、百折不挠地追索真理的治学态度,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与百年树人的大业之间建立最无私、最纯粹、最紧密、最宽广的联系。
[1]转引自李春萍.学者·知识分子·知识工作者[J].学术研究,2006,(10).
[2]李春萍.学者·知识分子·知识工作者[J].学术研究,2006,(10).
[3][法]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张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引言.
[4]同上书,第1页.
[5]同上书,第11页.
[6]同上书,第147页.
[7][意]葛兰西.犾中札记[M].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18.
[8][法]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张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50.
[9][法]雅克·韦尔热.中世纪大学[M].王晓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96.
[10][美]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M].顾晓辉,蔡嵘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引言.
[11][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M].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2-3.
[12]R.EyermaureandPolititelleModery,Cambridge:PolityPres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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