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梧桐文学】地址：https://www.wtwx.net
，而且正处于发展中的政府需要更多的内在稳定性，这就需要教会的支持和大学的服务。
政府、教会和大学这三者都为同一目标而奋斗，即保持正统性和促进公共生活。
[6]
大学、政府与教会三者之间的表面冲突在大学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存在，结果它使政府和教会都无法对大学行使裁判权，这反而让大学拥有了相当广泛的自治与自由。
在那些随“启蒙运动”
[7]的到来而获得新动力的地方，特别是德国、新教地区和后来的天主教地区，大学依然是生机勃勃的受人尊敬的教育机构，尽力为政府提供适宜的合格人员，使政府能够进行“启蒙改革”
。
然而，并非每个地方的大学都同样具有如此作用。
18世纪下半叶启蒙运动带来的思想变革中，由于大学学科的落后，政府取缔大学并代之以新的机构似乎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法国大革命”
[8]事件开始标志着政府作为与宗教势力相对的世俗政权，开始独享组建这些教育机构的权利。
从那时起，人们开始致力于为自然科学、机械—技术学科寻找更多空间，关注大学所忽视的领域，新组建一些非大学类机构。
这表明，“大学作为教育机构来说，已经过时了，并且过剩，还应该建立一些目的更明确的、跟上时代的特殊机构，主要进行有用的和必不可少的学科的教学”
[9]。
二、大学学科序列的新变化与大学理性知识结构的制度变迁
在近代早期，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与哲学院是大学的四大传统学院。
神学院因为在宗教改革[10]的年代里设计出改革模型而成为大学最重要的学院和学科。
然而，宗教改革的结果却使神学院失去了主导地位。
到17世纪，法学成为最重要的科学。
尽管哲学院在所有高级学院中地位最低，但已经在大学中普遍设立，“然而科学概念——曾经赋予并正在赋予大学及其内部知识衔接的概念——和哲学院的理论主张与制度主张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
而且，哲学院是起始性与基础性的学院，它既属于基础学科，又是教学学科，“虽然居于知识体系的最低位置，但却决定着什么是有次序的理性知识，哲学院也声称有能力作为一个机构的大学确立知识性衔接的基础……从长远来看，作为有序知识的科学概念决定了高一级大学学院的基本办学理念”
[11]。
所以，哲学院的重要性取决于它的制度性作用（institutionalrole）和反过来依赖它的概念性东西，也就是说，何时大学的影响超过自身范围，何时大学变得现实，将其思想灌输到大学之外的社会活动中去，都取决于哲学院的办学思想。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它只有凭借反复跨出大学的大门，并与其他科学或政治机构建立起联系，才能最终在大学学科的大致框架内开展研究。
各种科学领域的内容以及各领域间关系的变化，伴随着各类大学及其学院制度方面的紧张关系而产生。
基于这个原因，在近代初期，种类繁多的各科学门类间的紧张关系构成了如下不同的争论领域：（1）亚里士多德哲学；（2）具有神学取向的一元化科学，包括拥有严格的亚里士多德方法的“司各脱主义”
[12]，包括“赫耳墨斯主义”
和“犹太教神秘哲学”
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新柏拉图主义；（3）同时具有历史学和语言学倾向的西塞罗哲学[13]。
前两者是16世纪初两种对立的学术类型，在大学中完全实现了制度化；后者则倾向立于大学之外，偶尔表现出对前两者的敌视态度。
这些科学门类及其概念同时也存在于大学校园，并对学院及学科知识观念产生影响。
当然，其影响程度与科学概念所具有的实际用途直接相关：一方面，由于不同种类科学之间的内部紧张关系；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科学对政治的依附和由此产生的结果，萌生了使大学成为某一特殊学科占据领导地位的知识机构的学术动力。
[14]比如，在整个16世纪大约前23的时间内，在大学共同体内，神学地位居首，是主导性科学，神学语言就是法律，它所设计出的模型对16—17世纪的宗教动乱和政治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