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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随着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呈现出一些与高等教育发展不相吻合的状况。
因此，现实中出现的很多教育现象或问题难以被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所解释，迫切地需要寻找新理论来解释和支持。
于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后大众化”
高等教育阶段论孕育而生。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日本广岛大学有本章教授在考察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演变的历程中发现：正处于大众化后期的日本高等教育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下，其管理体制、经费来源、发展道路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变化，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达到一定程度后长期停滞不前，而越来越多的成人却多次进入高等院校接受继续教育，这些均非马丁·特罗所列举的大众化阶段和普及化阶段特征所能涵盖。
于是，有本章教授将20世纪90年代日本高等教育出现的这些区别于马丁·特罗所言的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的特征和普及阶段的质的变化，称之为“后大众化”
，并将其定位于大众化阶段后期和普及化阶段的初期，是高等教育缓慢发展的平台期。
[4]“后大众化”
高等教育阶段并非是一种孤立现象，而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规律与共同趋势，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一、大学与外部：以科学为基础
首先大学与外部的关系，表现在大学与工业企业的密切关系。
一方面，在科学研究上，政府财政支持严重不足，迫使大学与学院科学家以研究上的紧密合作来获取私人企业或基金的经费支持。
此时，工业领域的科学技术成分更加突出，逐渐形成“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
，因而企业对拥有能力完成该种技术的大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这样，大学与工业企业的关系靠得更近。
另一方面，科学发现与实际应用之间的距离缩短，大学通过企业资助产生的研究成果迅速向产业界转移，因而企业与大学之间有更大的利害关系，社会对大学的需求和依赖程度增强了。
这种情况在美国表现得最为普遍和典型，而欧洲大学则在大多数领域与工业界保持着更大的距离。
而且，对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它已经变得和自然科学研究一样需要大量的实证调查或昂贵设备，规模越来越大，代价愈加昂贵，因而政府部门难以继续扮演唯一财政来源的角色。
为了获得研究经费，大学转向外部的私人基金，“谁出钱，谁做主”
的资本原则使得资助者的目标决定研究的方向，从而加速促进了大学重心的外移。
甚至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由于大学自足程度的降低将导致大学更显著面向外界，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自身之外的财政支持者和资助者。
其次，大学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
过去，政府部门影响大学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财政支持与学生录取政策，其中主要是依据智力成绩；今天，政府通过引入种族、性别、社会地位、大众化、普遍入学机会等“反精英主义”
或民粹主义标准，通过“开放大学”
“回归教育”
“终身教育”
等新的概念，与日益成型的“以科学为基础的社会”
思想一起形成了干预与控制大学事务的新模式，并在20世纪60—80年代成为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扩张的原动力，90年代以后仍然留有这方面的影子。
显然，当下中国的高等教育政策依然在模仿并实施着这种强力的大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模式。
据希尔斯的推断，“以科学为基础的社会”
的思想主要基于这样一种预期：过去大量以经验基础并通过经验或学徒而非学术性学习学会的职业，在现在或将来都会确定无疑地要求必须具备学术资格。
自19世纪开始，在实用主义发源地的美国就一直要求大学不能再是“象牙塔”
，而应该直接为社会做出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思想首先在欧洲提出，这与20世纪60年代大学规模扩展的时间相吻合。
但是，这种思想只是首先在美国才得到广泛的认可。
经过经合组织对科学化观点和大学适应社会观点的呼吁，起到了放大器的作用。
“以科学为基础的社会”
的思想表明，如果传统手工业及其职业确实要消失的话，那么现代的工业与未来的后工业社会的各行业专业人员的培养将主要依赖于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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