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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而自14—15世纪以来，从整体上说，大学学者作为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参与官僚制度的普遍发展，无论是教会还是世俗社会，都以官僚制为基本特征。
总之，大学学者归属于一个全新的社会群体，即“知识分子阶层”
就诞生于官僚现象之中。
如果把“知识分子”
放到历史长河里考察，就能很容易地把握住“知识分子”
地位所发生的变化的意义。
在过去七八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知识分子”
拥有令人敬畏的文化权威和影响力，以至于有评论者常常把知识分子描绘成“危险的破坏分子”
，喜欢自我放纵，有时还会制造分裂，鼓动人们对传统秩序发起攻击。
霍夫施塔特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描述了知识分子作为美国文化中所代表的一种强大的反智论力量，即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学校园激进主义知识分子被认为应当对美国道德的滑坡承担责任；在冷战时期，知识分子走上了政治极端，并进行政治破坏。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早期，这种对知识分子的公开指责演变成为“这个强大的群体已经成为或者将要成为一个新的阶级”
，甚至认为这个新的阶级是“现代社会中进步的力量，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无论解放成什么样子，他们都居于核心”
[10]。
这种赞赏知识分子构成了“积极的进步精英”
或指责这一阶级是“寄生性的破坏力量”
的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至少不管如何，两者都断定知识分子是拥有影响社会进程的力量的重要社会群体。
事实上，界定“知识分子”
的依据就存在着争议，因为大部分定义经常依据其从事的职业来界定。
但从本质上讲，如果要准确界定知识分子的内涵，应该不是他们做什么，而应该是他们的行为方式、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所维护的价值。
因此，是否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与其谋生的方式无关。
科塞（LewisCoser）曾经提出，“追溯西方知识分子的社会背景，揭示出社会与政治的状况如何支持或阻碍他们的理念，而他们又是如何在巨大的困难中影响和铸造了西方的理念世界”
。
在科塞的眼里，知识分子首先是拥有“理智”
的人，同时又是理念的守门人，即“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
[11]。
艾尔曼重复了科塞的这一观点，说“知识分子也许靠思想生活，但他们也必须为思想而活”
[12]。
虽然“为一种思想而活着”
这种观念看起来似乎比较理想化，毫无现实意义，但它却真真切切是近几个世纪以来激励成千上万人行动的原因。
事实上，不论你对这类理想主义有什么异议，它确实在历史上激励了许多人，让他们在残酷的日常现实中看到还存在着创造的可能。
然而，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1930—2002）认为，如果想“拥有知识分子这一头衔”
，文化生产者还“必须把他们在特定文化领域里的特殊专长和权威用于这一领域之外的政治活动”
[13]。
这说明，即使你成为了一位“学者”
，并不直接就等于成为了一名“知识分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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