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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党锢列传》有云：“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与，节其所用……”
但其“理”
字当作动词讲，“理性”
指“修养德性”
，并非西方思想中“reason”
的意思。
据张东荪[5]说，古代中国没有“理性”
的概念。
至于中国传统“理”
的概念与西方“理性”
概念的不同，张东荪曾有细致的区分，认为西方的“理性”
概念偏于心理或主观的方面，属于知识论的范畴；而中国人的“理”
并不自心理方面出发，而是从宇宙论出发，与“礼”
相通。
《礼记》曾有“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
，而清朝学者阮元（1764—1849）则认为“理必出于礼也”
。
所以，中国人的“理”
始终是伦常之理，与西方人讲的“物理”
（physicallaw）完全不同。
西方的“理性”
概念恰恰与该“物理”
观念相关，即体现为理性的科学方法，就是要设法拨开纷繁现象中表面上所呈现出来的前后关系（因果关系）而直窥其根底上所存的真正关系。
[6]
西方哲学意义上的“理性”
起源于逻各斯（logos）和努斯（nous）。
[7]逻各斯是指理性的逻辑规范性，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努斯是指理性的自由超越性，是人寻求以自身为目的的有意义的生活。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530—前470）和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公元前488—前428）分别提出了逻各斯与努斯的概念；苏格拉底、柏拉图进一步发展了其实质内容；最终，亚里士多德将两者统一于“目的性”
之中。
这就是理性形成的基本脉络。
它们共同构成了西方哲学理性概念的两个来源，即理性是逻辑规范性和自由超越性双重意义的统一。
两者的对立统一赋予了世界秩序以人的意义，人类以理性统治并推动世界，以此为出发点建构人的“自由的理性王国”
。
根据伽达默尔的说法，理性在西方词源学中通常称为“逻各斯”
，最初意义接近“词”
的含义，逻各斯最原始的意义就是“说话”
，人类正是在词的意义中促成了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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