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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这个意义上，非理性主义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显然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然而，非理性主义在批判理性主义的同时，也遭到了其他各方的批判。
其中，最严厉的莫过于20世纪最具理性主义特色的逻辑实证主义和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猛烈抨击。
20世纪50年代，匈牙利著名理论家卢卡奇（GeLukacs，1885—1971）在重要著作《理性的毁灭》（1954）中指出：非理性主义是“19世纪和20世纪反动哲学的决定性主流”
，德国资产阶级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背叛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传统，最终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产生。
[2]他认为，1848年之后，非理性主义已经纳入资产阶级的哲学范畴，不再有任何进步性，成为“德国在哲学王国里通向希特勒之路”
，非理性主义在希特勒身上达到了顶点。
当然，卢卡奇这种观点显然有失偏颇，因为他只是简单化地利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仅仅将非理性主义放置在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特别是阶级斗争的氛围下进行考察。
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和美国学者格里芬（DavidRayGriffin）等人认为，要解决现代性的问题，其关键并非要彻底地摧毁现代理性观，而是要通过批判、反思和重新阐释理性，从而适应当代西方现代社会的需要。
[3]哈贝马斯对理性分析的方法论基础就是他的交往行动理论。
他认为，人们需要从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转变为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这样才能突破认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的范畴，在更宽广的基础上阐释理性。
因为过去对主体性和理性概念的理解仅仅关注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主体与主体之间以及主体与社会之间的非认识论上的关系，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和“工具—目的理性”
，必须以交互主体性和交往理性取而代之，从而重建现代性。
从认识论角度来说，非理性主义在方法上夸大了认识中的非理性因素，在理论上解决不了理性与非理性、思维与存在的矛盾。
现实生活表明，世界本身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经失去了确定的、自明的性质，对世界的怀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烈，非理性主义正是响应这一时代精神而崛起的；但另一方面，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要求对今日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解答，非理性主义对此无能为力，不得不陷入沉默。
海德格尔为此感叹“非理性主义是一种偏离正道的理性主义，是一种逃避，并不能使我们走向光明，只是使我们纠缠在理性主义中”
，因为“非理性主义只是理性主义之明显的弱点与完全的失败，因而本身就是这样的理性主义”
[4]。
于是，就如同海德格尔一样的学者，也无法摆脱非理性主义的困境，面对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问题，只能选择“逃避策略”
，求助于“神秘的宣示”
。
他声称：“在本真的思想领域，所有的辩论都是愚蠢的。”
他让人们随他到山巅用冥想的形式聆听“在”
的声音。
[5]究其原因，就在于他在否定传统理性的同时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有缺陷的理性与理性本身混为一谈。
正像美国当代哲学家詹姆斯·马什指出的那样：“海德格尔只要不放弃他把西方理性视作破产、枯竭的和衰败的东西的批判，就不可能避免操作矛盾。”
[6]因为他的这种批判必然要向“理性工具”
伸出求助之手。
法国学者V.狄康姆指出：“反对理性是无意义的。
理性作为思想的一种形式服从于同一性原则。
这就是为什么理性只能被理性反对，真理只能被真理所反对，意义只能被意义所反对，一个苏格拉底只能被另一个苏格拉底所反对。”
[7]这实际上表明，非理性主义者对理性主义的清算，渗透着浓厚的理性精神，他们早就在不知不觉间深受理性主义的影响。
对此，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1898—1979）指出：“理性是哲学思维的基本范畴，只有借助理性，哲学思维才能同人类的命运联系起来。”
[8]韩震则诙谐地一语道破了非理性主义、后现代哲学与理性主义三者之间的暧昧关系：“如果说后现代派是一种理性的非理性，那么老非理性主义则是非理性的理性。
理性的非理性是利用理性自身的解构消解一切暂时的在场性理性设计，包括理性设计的非理性存在，使理性处于永恒的操作状态，永远不能获得肯定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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