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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到大学本体论思考，涉及大学性质、职能、目标、理念等学术意义上的大学释义，是关于大学本质特征及其内涵和外延的确切而简明的说明。
因此，任何一个直接或间接参与，甚至旁观高等教育的人都可能给出自己的理解与诠释。
据学者初步统计，阐释或描述“大学”
的定义已逾百种。
[5]在中国，最熟悉的莫过于如下言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
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
[6]“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一所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
。
[7]仔细斟酌，它们作为有关大学的宗旨、功能或影响的只言片语，并没有系统涉及大学的本质、功能、历史等内核元素，且其理念有移植欧美大学概念之嫌。
英国历史学家哈罗德·珀金（HaroldPerkin）给我们指出了一条理解大学的尽管费工夫却很有效的路径：“谁都在谈大学，但是大学作为学者进行教学、科研和从事社会服务的场所，我们只有在不同的时代、不同地点的具体环境里才能弄懂大学的这些任务究竟是什么。”
[8]他的意思是说，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自12世纪产生于意大利和法国，直到传播到整个欧洲世界以外，大学的内涵和目的会因时因地而异，它通过改变自身的形式、结构与职能来适应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同时又要保持自身的连贯性并使自己名实相符以保持自身的活力。
因此，一个人如果不理解过去各个时代与不同地点并非完全一致的大学概念，就不能真正理解大学，因为过去的希望、抱负和价值观与现代大学的概念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
此外，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尽管“中国大学教育源远流长，迄今已有三千余年的悠久历史，早在公元前十五六世纪的殷商时代就有了大学，称为‘右学’，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大学’”
[9]；或有人把《礼记·王制》中提到的夏朝的“东序”
和“商代”
的“右学”
解读为大学[10]；或认定“商、周国家机构也比夏代有了发展，这就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来培养官吏。
中国古代的大学教育，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为适应商、周统治者的需要而产生了”
；“商代的大学从殷甲骨文中和史籍的记载中得到了证明，因此，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我国的大学教育起源于商代是毫无疑义的”
[11]；尽管《大学》中也提出“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尽管自从公元前五世纪起，世界其他各大文明古国也已经有了高等教育机构，比如古希腊柏拉图的阿卡德米（Academy）学园、亚里士多德的利塞姆（Lyceum）、托勒密（Ptolemaeus，约90—168）的亚历山大及其大图书馆；尽管所有这些机构都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是严格地说，它们都不是我们今天所谈“大学”
的直接来源。
“大学与大教堂和议会一样，都是中世纪的产物。
按照过去七八个世纪以来对大学这个概念的理解，在希腊和罗马时期并没有大学……希腊人和罗马人有高等教育，但其与大学是两个并不相同的概念。”
正如韦伯所言，“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与我们（西方）大学或学院表面上极类似者，皆曾见于其他地方（包括中国）。
但只有在西方才发展出一种理性的、有系统的专业科学研究，亦即由一群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所经营的学术，他们现今已居于一种近乎文化支配的重要地位。
尤其是专业性的官员，他们乃西方近代社会国家与近代经济的基石。
尽管此一群体在其他地方亦见萌芽，但对于社会秩序，却从未构成如其在西方那样本质必要的角色。”
[12]因此，目前种种研究都表明，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它是“对中世纪社会秩序既起过推动作用，又起过摧毁作用的一种欧洲独特机构”
……这时的大学主要是培养专业人才的职业学校，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为学习本身的概念而存在的。
[13]其中，意大利的大学在长达四个世纪中居于大学发展的中心。
中世纪史研究专家韦尔热（JacquesVerger）认为：“在中世纪的拉丁语中，大学同时由‘studium’和‘uas’表示。
‘studium’意味着高等教育机构，‘uas’表示行会，它保证高等教育机构的自治并行使其功能。
在高等教育机构的生活中，行会组织为基础和首要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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