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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近代早期的欧洲大学（16世纪初—19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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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世纪的欧洲，首先，源于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在大学的演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近代早期影响了全欧洲的每一所大学；其次，这一时期的欧洲伴随着宗教团体和各个民族国家的分离而形成了整个欧洲政治世界的分裂，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无休止的政治迫害和军事纷争。
但总体而言，但丁的诗歌、印刷术的发明、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衰落、1492年美洲新大陆的发现等历史事件与科学发明，开始与大学对接，逐渐融入大学生活。
在培根的《新工具论》（1620）与《伟大的复兴》（1624）卷头版画“船只通过海格立斯灯塔驶向广阔的大海”
，表明了学者价值判断标准的变化，由过去基于权威的、传统的规范判断标准，转变为与将来的新的、有价值的、发现的可能性相一致的新的判断标准；而且人类行为方式获得了新的意义，整个世界成为人类行动的舞台，成为科学、学术好奇心和努力的目标[1]，对世界的科学调查超越了民族、国家、宗教的界限，成为知识界的责任和存在自由。
对于近代早期的欧洲大学，韦尔热曾经评论到，它们并不享有什么好名声，人们往往使用的“僵化”
“颓废”
“麻木”
这样的词汇描述它们。
因此，有研究者认为，“1500—1800年的大学不那么令人感兴趣，因为在社会最需要它们的时候，它们却忽视了自己的社会功能，陷入危机”
[2]。
然而，最近几十年中出现的重要文献研究表明，现在人们可能需要扭转对当时大学衰落印象的负面评价。
一、大学与教会、政府：保持正统性与促进公共生活
鉴于中世纪大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大学与教会、政府会因地点、时间和各个不同影响因素的差异而不同，有时会偏向教会，有时会偏向政府，其间关系相当复杂，而在近代早期，这些关系更为复杂，因为教会与政府之间的整体关系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
伴随近代早期社会的发展，官僚政府控制的强化，地方意识的增强，社会生活越来越依靠成文的程序，从15世纪末起，大学的重要性加强了。
国王、教会和地方统治者都对大学拥有权威，并且各自在“自己的大学”
中直接反映自身利益。
[3]一方面，为了巩固国家的统一，力量不断增强的君主专制政府不仅要使用新技术，还要发展新技术；随着中世纪末期以来印刷术与出版业的迅速发展，出现了公共生活理性化的趋势；“世俗政权的注意力直接指向它们自己对大学和对学问的责任”
，并且由于“大学中更为实用、不那么引起争辩的神学和系统的自然权利法的发展，逐渐使世俗权力机构清楚地认识到了它们的责任范围”
[4]。
然而，至少是在近代早期，政府从未独享管理大学的权力；教会从未完全放弃这种独享权力。
随着近代君主政体形式的进一步发展，君主对自己的大学具有决定性的特殊兴趣，在章程和课程中规定了大学的教学范围，决定了大学的福利，促进了大学的发展。
“如果大学衰落了，那是由于他们缺乏兴趣或忽视大学，而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但不是总是）教会的管理就会恢复。”
这意味着，大学“改革带来的复兴及之后的活力总是由国王所保证的”
[5]，即使是由大学自身发起的改革中，这也是一个先决条件，因为君主对大学的兴趣保证了教授或大学的观点可以传达到君主或他的顾问那里，从而影响他们的态度。
另一方面，尽管缺乏宗教上的统一性，但直到18世纪，欧洲大学仍与教会联系紧密，旧教会和新教会都努力对大学施加直接的影响，甚至包括使用异端审查、宗教法庭以及其他精神方法。
然而，即使这些措施也并未真正阻止知识的传播与进步，因为像培根那样的知识分子正准备向前超越“已知的界限”
，而这种国际性的知识界并非像中世纪大学那样依赖于教会的普遍权威，而更强调一种新的“对话”
交流形式，不仅可以从不同的视角与出发点充分讨论共同的问题，还渗透到大学的教学方式中。
在16—17世纪，“政治和宗教是相互联系的，所以，这类直接影响与那时的世俗政治势力和宗教势力的意图都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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