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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德国政治不振的根源，因为它既毁坏了已有文明，又不容许任何新的文明诞生，给德国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德国民众面对政客的花招以及强大的官僚机构，由于缺乏自尊和责任感；丧失了独立的判断能力。
同样，韦伯在考察当时的德国大学的时候，发现了同样的现象：德国大学及其学者失去了作为学者的尊严感。
如同政治领域一样，他们被阿尔特霍夫（FriedrichAlthoff，1839—1908）[4]这样的强权人物所愚弄，学术在引诱、欺骗、蛊惑中走向腐败。
因此，韦伯认为，德国大学的教授们在自欺欺人，幻想学术自由依然会存在于那个充满重重束缚的领域，对皇帝和政客们墨守成规的做法，教授们由于追逐名誉、屈从专制、趋炎附势而浑然不觉。
对此，韦伯深有感触，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撰写《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中立”
的意义》（1917）、《以学术为志业》（1919）等对社会科学影响深远的论文。
在德国大学体制发生深刻变化的年代，韦伯一方面表达了自己捍卫大学“学术自由”
的勇气和责任感，另一方面表达出自己对大工业生产给德国传统大学体制带来巨大冲击所持的矛盾心态：既为教育行政体制的日益官僚化，即政府对大学教师职位人事权的干涉导致学术自由的丧失而深为忧虑，又不满传统学术圈内行会性质的教授自治。
尤其当韦伯看到美国大学极具竞争性的“助教”
体制更具有活力，更能促进学者之间竞争的时候，他更是痛惜科学和技术的局限性，成为近现代史上对科学价值信仰最深刻、最动人的告白，他郑重忠告德国民众与学者：只有保持个体责任感和团体自尊感才是保证大学正常运作与学术繁荣及其社会功能正常发挥作用的前提和条件。
在韦伯逝世后的20年间，也正是德国纳粹如日中天之时，德国大学及其众多学者对纳粹当局的屈从与沉默，似乎可被看作当年韦伯做出关于德国学术界对政要卑躬屈膝、品行堕落的判断的确实证据。
[5]
[1]尹广文.韦伯社会学中的理性化思想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07.60.
[2]同上书，第1页.
[3]转引自贺国庆.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79.
[4]1882年任普鲁士文化部顾问，1897—1907年间任文化部高等教育局局长。
他认为，洪堡大学观过于理想，国家对于学术自由不仅仅是威胁，更可能是一种呵护。
韦伯则认为，“贝恩哈德事件”
是普鲁士教育部第一次不经过柏林大学教授评议会认可，自行任命贝恩哈特为柏林大学经济学教授，背后隐含事实是：当普鲁士政府见到不顺眼的学者占据了教授职位时，就会任命一位迎合政府政策的人为教授。
通过这种任命既可以消除前者的影响力，且含有对前者惩罚的意思，因而后者所取得的职位称为“惩罚教授”
。
[5]［德］马克斯·韦伯.韦伯论大学［M］.孙传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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