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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大学理性与中国大学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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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我深切感觉到知识分子的迷失，并为此烦恼不安，这种感觉似乎困扰着我们的文化机构、大学和专科学校中的许多人。
公众有权利听到来自我们文化机构的高质量的学术讨论，而且作为有着无限潜力的听众，他们应该受到更大的尊重。
[1]
——弗兰克·富里迪
布鲁贝克曾经转引康马杰的话说：“毫无疑问，大学是理性的堡垒，否则就不是大学。”
其含义也可以这样说：只有合乎独特的大学理性哲学模式的文化，才会在这种严格条件限制的文化竞争中脱颖而出，积淀成大学长久的文化特质。
至少，一所好的大学应该有这样一种气氛：有一些问题应该被所有人思考，但在日常生活中却没有人问，也不可能有答案；它提供自由探索的空气，不允许不利于或者妨碍自由探索的东西存在；它保护传统，不是因为传统就是传统，而是因为传统提供了在极高水准上进行讨论的模式。
美国著名思想家艾伦·布鲁姆（AllanBloom，1930—1992）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第三卷《大学》中指出：“大学是一个以理智为基石的国家的神殿，是奉献给纯粹理性的。”
[2]再联系到斯密在《国富论》第五卷“论教育”
时指出，大学的改革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和以它为基础的政体的建立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即“研究院和大学是自由民主制度的核心、基础、贮存库（向社会提供原则使其生机勃勃）和源泉（向社会提供知识和教育使政治制度的机器转动）”
。
为此，他发出了“崇尚平等、自由和人权的政体是理性的政体；自由大学只能生存在自由民主政体之中，自由民主政体也只能生存在有自由大学的土地上”
的感慨。
[3]因此，结合本书前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只有大学理性才是高等教育存在的基础和品质。
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暗示了为什么20世纪以前的中国封建社会尽管存在着大量书院，却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正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完全排斥科学、理性与自由，认为只有忠孝仁义及其诗书文章才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
然而，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及其高等教育领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一方面，从乐观主义角度看，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1919—）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中所说的“后工业社会”
已经来临，而且种种迹象表明，当今世界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与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的“轴心时代”
相提并论，可称为“第二轴心时代”
（theSedAxialAge）。
所谓“轴心时代”
观念是由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TheodorJaspers，1883—1969）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一书中提出的。
他认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的发生时期大致是在“公元前800至前200年间的数世纪”
[4]；发生地区大概是在北纬25°—35°区间。
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世界上出现了很多光耀千古的宗教界或哲学界伟人，他们几乎是同时而相互隔绝地在世界各地涌现。
借用雅斯贝尔斯的话说：“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
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
[5]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人通过反思“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我和自我的限度”
[6]。
雅斯贝尔斯称：“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
自此以后，情况就是这样。
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力量。
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
[7]而到了20世纪的中后期，世界似乎正酝酿着一系列的巨大变革，有人把这个时代称为“全球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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