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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人的精神。
培养“基本书化修养”
，就是应该向学生传授一些装饰性知识，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或理智。
他认为，文化是每个时代固有的生命体系，是时代赖以生存的思想体系，把“启蒙”
的基本功能归还给大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大学的任务在于向人类传授时代文化的全部内容，向人类清楚地展示个人生活必须得到阐明的宽广世界。
他甚至认为，应该把“文化系”
确立为大学乃至高等教育的核心。
他进而指出，目前所谓“探索性研究”
在大学占主导与支配地位，这种发展趋势带来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唯科学主义”
思想也一直在困扰着大学的发展。
那么如何处理文化、专业与科学的关系呢？奥尔特加为大学规定了科学的附加功能。
[3]
奥尔特加有关大学使命的思想表明，一方面，大学的根本使命是文化教育，而不是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文化和专业被经院哲学取代，大学的根基必须触及各类实验室汲取养分。
大学需要与科学进行接触，否则就会萎缩退化，大学也需要与社会、历史以及现实保持接触，但是大学又必须坚持自己的客观文化立场。
显然，这也是一个古老的思想，因为从古希腊“自由教育”
到我国古代的“大学之道”
，都是要求准备受教育者既是社会的领导，又为了生活的管理，同时也是面对时代重要思想与重大问题的需要。
尽管奥尔特加并不接受英式教育的模式，但他的思想似乎有一部分也根源于纽曼19世纪50年代的大学理想，“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
，大学教育应为自由教育而设。
因而，大学教育是理智的，而非道德的；大学教育重在传播和推广知识而非增扩知识。
[4]在纽曼眼里，大学的存在既不是为了使人变得有学问（非研究性），也不是为了工作做准备（非专业性），也无法使人变得崇高神圣（非道德性），而是为了获得知识做准备（为知识而知识的理性），因而大学的真正使命是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并随之带来社会的和谐发展。
如此说来，当教育的结果越是趋向建立一种普遍的哲学思想体系时，它就越接近于纽曼所宣称的自由教育所具有的理智美德。
所以，现代大学依然不要忘记，普通教育的根本目标从来就是教育本身和受教育者这一状态，因而大学教育仍然应该抽绎出这种无时无地不相通的共同人性。
正如斯图亚特·密尔所言，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商人、企业主或专家。
这依然是现代大学之根。
但是，克拉克·克尔根据美国高等教育的现状还为现代大学增加了另外一个目的：帮助社会和大众从比较“实利主义的消费”
转到比较“文化的消费形式”
[5]。
因为实利主义的消费正在极其大量地消耗着本就十分稀缺的物质资源，文化消费就不会这样。
另外，实利主义的消费不但难以实现自己的最终目标，还会带来“摆阔性的浪费”
“不快乐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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