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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与大学日益中心化，“学术自由”
又开始产生了泛化为大学对外交际中一句华而不实口号的危险，很多人只是随时用它来为自己的行为与活动寻求合理性的辩解。
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学术自由首先是在思想不被其他意图所妨碍的前提下致力于严肃的学术问题的自由”
；而且，只有“当学术自由有助于真理性知识体系的发展，有助于将这一知识体系传授给现在和未来一代的时代，它才是正当的”
[5]。
另外，学术自由的必然结果就是大学及其学者有义务为他们的研究成果与结论这一思想过程提出充分的证明，以便由其他学者与同行评价这些结论的准确度和效度。
早在1906年1月，自从德国学术界发生了社会学学者米歇尔斯被撵出德国学术界的事件时起，马克斯·韦伯就开始关注学术自由的问题，并强调了大学讲坛上的“价值中立原则”
。
他把学术自由理论预设为“把终极价值作为守护神的各种理论的争斗”
，即必须建立斗争的舞台，但假如特定的终极价值被拒绝的话，那就违背了作为学者的“知性诚实”
品质。
[6]他认为，在今天已经被官僚化了的大学里，不能对学生进行世界观的教育；在大学讲坛上必须抑制价值判断，因为“大学并不是进行信仰教育的机构，而是分析事实及其存在的条件、法则、联系、分析概念、逻辑的前提、内涵的场所”
[7]。
1917年，韦伯担任社会科学期刊主编的同时，发表了《社会科学与经济科学中“价值中立”
的意义》，论述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保持“价值中立”
原则的重要性。
到1919年，韦伯“以学术为志业”
的演讲对德国青年学生及学者郑重谈起了“学术职责”
问题。
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三A原则”
[8]首次在学术界被完整地提出来，在对待社会敏感问题上郑重强调了大学及其学者必须保持价值中立的立场，要求大学必须重新划定学术活动的疆域与界限。
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责任（atability）一词日益和大学系统及其学术工作联系起来，这折射出了大学以及学术工作的另一个重要的主题。
正如布鲁贝克转引富奇斯、西尔勒、珀森斯的观点认为，“学术自由的合理性至少基于三个支点：认识的、政治的、道德的”
，尽管“大概最主要的是认识方面的”
[9]，但学术自由所基于的道德方面的伦理责任却不可忽视。
显然，在认识论方面，学术自由是为了保证知识的准确和正确，学者的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任何外界压力；在政治论方面，则在于司法系统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是与长期的政治斗争相联系的，言论自由是所有公民的权利，而学术自由只限于学者行会；而在道德论方面，基于学术自由完全是为了公众利益，因为大学既是社会获取新知识的主要机构，又是社会了解世界和利用其资源改进人类生活条件的手段。
简而言之，对大学及其学者必须给予自由、自治和安全方面的保障，因为对他们来说，完全献身于真理的探求不仅在于真理本身在认识和政治方面的价值，而且也是出于个人的责任伦理与道德感。
如同约翰·加德纳（JohnGardner）谈到个人自由与群体责任之间的对称与均衡关系时所表述的，“自由和责任，权利和义务，它们是交易的关系”
[10]。
这样，大学自治与大学自由不可能是绝对的自治与自由，高等教育也不能完全由教授们自己来决定，其权力中心正逐渐从大学内部转移到大学外部，从学术界转移到公共领域，“从大学历史上的特权和豁免权地位转向承担义务和责任的地位”
。
[11]
从“学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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