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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首见工夫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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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乾隆年间，工夫茶在福建漳州地区，其技法已经基本趋于成熟和完善，并且已完全世俗化、大众化，甚至已经成为商人、茶客们炫耀摆阔、斗豪竞奢的一种生活娱乐方式。
乾隆二十七年（1762）的《龙溪县志》记载：“灵山寺茶，俗贵之；近则远购武夷茶，以五月至，则斗茶。
必以大彬之礶，必以若琛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以琯溪之箑，盛必以长竹之筐。
凡烹茗，以水为本，火候佐之。
水以三叉河为上，惠民泉次之，龙腰石泉又次之，余泉又次之。
穷乡僻壤，亦多耽此者，茶之费，岁数千。”
龙溪县，为隶属福建省漳州市的千年古县。
与嘉庆初年、俞蛟在程江上的花舟中所见一样，“今舟中所尚者，唯武夷，极佳者每斤需白镪二枚”
，而非此前舟上流行的蜀茶。
过去的漳州，也是以灵山寺所产的茶叶为贵。
到了乾隆年间，龙溪人便改弦易辙，纷纷争相远购武夷茶。
这充分说明，武夷茶作为一个崭新的茶类，在刚刚诞生不久，便受到了闽南人的热捧。
每年的五月，等武夷茶运至龙溪，民间便开始斗茶。
斗茶的茶与茶器，随着工夫茶的普及而渐趋奢侈化、标签化，并且是必以大彬壶、若琛杯、大壮炉等为尚，烹茗以水为本，火候佐之。
而明末张岱笔下的闵汶水，却是“刚柔燥湿必身亲，下气随之敢喘息？到得当炉啜一瓯，多少深心兼大力”
（《闵汶水茶》）。
“今来茗战得异人，桃叶渡口闵老子。
钻研水火七十年，嚼碎虚空辨渣滓”
（《曲中妓王月生》）。
从龙溪民间不惜财力的斗茶实践及其规制，我们尚能隐隐窥见闵老子原创工夫茶对后世的影响。
由此可见，到了乾隆年间，工夫茶在福建漳州地区，其技法已经基本趋于成熟和完善，并且已完全世俗化、大众化，甚至已经成为商人、茶客们炫耀摆阔、斗豪竞奢的一种生活娱乐方式。
乾隆三十一年（1766），福建永安县令彭光斗，在《闽琐记》中说：“余罢后赴省，道过龙溪，邂逅竹圃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炉活火，烹茗相待。
盏绝小，仅供一啜。
然甫下咽，即沁透心脾。
叩之，乃真武夷也。
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殊愧此叟多矣。”
古永安县，隶属现在的三明市，作为一县之长的彭光斗，客闽三载，只在卸任后、路经龙溪的竹林环绕的小院中，品过一次真正的工夫茶。
无独有偶，雍正年间的崇安县令刘埥，在《片刻余闲集》里写道：当时真正的武夷岩茶，在崇安的市场上是无法买到的，各地来游武夷山的宾客，唯有从九曲内的各寺庙里，方可少量购到。
“唯粤东人能辨之”
，“余为崇安令五年，到去任时，计所收藏未半斤，十余载后，亦色香俱变矣”
（刘埥《片刻余闲集》）。
两个在福建任职的县令，都异口同声地表达了当时武夷真茶的难觅，这说明了什么？首先，是当时的武夷岩茶，产量确实稀少。
其次，此时的武夷岩茶，不同于产量巨大的专供出口的武夷茶（红茶），其销售渠道被粤东（汕头、潮州、汕尾、梅州、揭阳）、汀州、泉州、漳州的商帮控制着，尤其是漳州商人。
康熙年间，释超全在《武夷茶歌》的“近时制法重清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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