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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的神圣职责阐明史家应坚守“直道”
的必要性；还指出史家要有一种自觉的精神，不是要靠别人“督责迫蹙，然后为官守”
的。
柳宗元这封信中所提出的一些见解，把刘知幾的直笔论又从理论上推进了一步，他不仅仅是从个人的“秽迹”
、“恶名”
来看待直笔的作用，而是真正把直笔同史以取信后世的庄严事业直接联系起来。
中国史学上的“董狐笔法”
，经孔子首倡、刘知幾等人的发展，成为有丰富内涵的直笔论，其影响所及直至明清。
直笔是信史的基础，但仅有直笔还是不够。
因为秉笔直书一般是对当时人记当时事提出的要求，而一部信史的完成往往不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就能完成的，它需要后人的俊识通才方能完成。
关于这一点，刘知幾曾有很精辟的论断：“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
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
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
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
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
[161]当时之简，属于草创，以博闻实录为贵，而实录是其核心。
后来之笔，功在经始，以俊识通才为贵，而通识是其核心。
二者相须而成，乃有信史。
重实录，自应提倡直笔精神；尊通识，关键在于采撰艺术。
故采撰论实为信史原则的又一要义。
刘知幾说：“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
[162]他举出《左传》、《史记》、《汉书》的作者不仅都广征博采，而且所征所采者都是“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
。
刘知幾十分明确地指出了采撰同“取信”
的联系，还列举了一系列在采撰上失误的事例，如“苟出异端，虚设新事”
，“恢（诙）谐小说，或神鬼怪物”
，“务多为美，聚博为功”
，“矜其州里，夸其氏族”
，“讹言难信，传闻多失”
，还有“古今路阻，视听壤隔”
，“泾渭一乱，莫之能辨”
等。
他的结论是：“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
，“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
刘知幾的采撰论，一是指出史家必须“征求异说，采摭群言”
，才有可能写出名作；二是这种征求、采摭工作必须谨慎对待各种文献和“异辞疑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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