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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世、令、语、故志、训典，是几种不同内容和形式的历史记载。
申叔时的话，包含了对于历史记载之功用的广泛认识。
在史学兴起之初，人们就有这样的认识，说明史学对于政治、对于统治人物的个人修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楚国史官左史倚相，就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见解在政治活动中发挥作用而著称于世。
根据孟子和司马迁的说法，孔子是古代史学上第一位认识到历史撰述之社会功用的史家。
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
[169]司马迁在答壶遂所问“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时，引用了孔子的话：“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从《春秋》记事所用的事例来看，他们的说法不是毫无根据的。
汉初君臣是懂得历史撰述的政治功用的，刘邦命陆贾撰《新语》一书就是很突出的事例。
司马迁更加明确地阐述了史学的政治功用和社会功用。
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强调“《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
的作用，指出：“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馋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
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说明《春秋》中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可为借鉴。
第二，他认为《诗》、《书》、《春秋》、《国语》等书都有“述往事，思来者”
[170]的作用，这也是他著《史记》的主旨。
第三，他把“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171]作为撰写历史的主要内容，把“成一家之言”
作为自己撰述的志向，这是史学家第一次表明历史撰述具有重大社会价值的自觉意识和崇高信念。
东汉以后至唐初，史家论史学功用者甚多，其中东汉末年荀悦所论比较有代表性。
他在《汉纪》序中论《汉纪》的内容是：“有法式焉，有鉴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策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
这说明他对西汉史事有明确的分类。
他又论《汉纪》的功用是：“可以兴，可以治，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言，可以行。
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
兹亦有国者之常训，典籍之渊林。”
[172]这虽是就《汉纪》说的，但可以看出，荀悦对史学的功用有比较开阔的认识。
当然，这里说的兴、治、动、静、言、行、惩恶劝善、奖成惧败，主要还是指的政治功用，但也不限于政治方面。
盛唐时，刘知幾著《史通》，进一步丰富了功用论的内容。
刘知幾的新贡献在于：首先，他阐述了史学为什么具有社会功用的问题。
他指出：“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
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173]这是从历史认识到古今联系上说明历史撰述的功用，而特别强调古代史官所起的作用。
其次，他指出：“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174]把史学的功用提到“急务”
和“要道”
的重要性上来认识，这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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