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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章学诚对史德、心术、文辞所做的哲学思考。
刘知幾用列举实例的方法以揭示“正直”
与“不直”
的区别；章学诚是用推理的方法，从理性的高度来揭示“心术”
之正与不正的区别，这显示出章学诚在理论上确有超出刘知幾的地方。
但刘知幾论“正直”
与“不直”
时，是从社会根源讲起；章学诚分析心术则视为史家的内省功夫，在这一点上章学诚也有不及刘知幾的地方。
章学诚同刘知幾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也未能摆脱“名教”
的桎梏。
其《史德》篇以三分之一的文字来证明《离骚》与《史记》“皆不背于名教”
，连《史记》中所可能反映出来的任何一点批判精神都加以否认，这不免又使他的“史德”
论的理性之光多少带有一点暗淡的色彩。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史学批评论。
史学批评反映了社会对史学的评价和要求，也是史学自身批判、继承、发展的一种机制，故史学批评论实为史学理论的重要方面之一。
从史学初具雏形起，就有史学批评的萌生。
孔子评论董狐、《左传》评论《春秋》是这一萌生的最早标志。
孔子曾评论董狐书法。
《左传》前后有两处评论《春秋》，一处是成公十四年：“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193]另一处是昭公三十一年：“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
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
[194]这两处评论都包含三层意思，前两层意思是相近的，一是指出了《春秋》表述上的特点，二是指出了《春秋》的“惩恶劝善”
的社会作用。
第三层意思略有不同，前者是称道了《春秋》的作用，后者是说《春秋》受到了有社会身份的人们的重视。
综观这两段话对《春秋》的评论，至少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由此可见，至晚在春秋末年至战国初年，史家已有了史学批评的意识。
不过这种意识发展到自觉的阶段，当以司马迁的史学批评思想为标志。
司马迁跟先秦史家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从史学发展的观点上来评论《春秋》和其他史籍的。
他在《史记》的《三代世表》序、《十二诸侯年表》序、《匈奴列传》后论、《儒林列传》序、《太史公自序》以及《孔子世家》中，多次讲到《春秋》，论及《春秋》所记史事比《尚书》详细、《春秋》的内容和思想、它在史事处理上和文字表述上的特点、它对后世的巨大影响。
他还庄严地表示要执行先人的遗言：“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春秋》是他在历史撰述方面追求的崇高目标。
这种从史学发展上对于《春秋》的全面评论，反映出他的自觉的史学批评意识。
在《史记》其他各篇的序及后论中对先秦其他史籍的评论，也同样反映出他的这种自觉的史学批评意识。
此后，有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条其篇目，撮其指意”
，“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
，于史籍多有评论。
有班彪、班固父子因《史记》而著《汉书》，故对《史记》多有评论。
二刘、二班在史学批评上对后世都有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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