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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之弟劭之”
、“庆之兄子僧荣”
、“僧荣子怀明”
、“庆之从弟法系”
等传。
这种家传式的列传，在《宋书》里是不少的。
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居于统治地位，社会风气崇尚家族史和谱系之学在历史编撰上的反映。
第二，在类传中首创《孝义传》。
标榜“孝行”
、“孝廉”
，这反映了魏晋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
的遗风犹存。
《孝义传》序及后论说：“夫仁义者，合君亲之至理，实忠孝之所资”
，“汉世士务治身，故忠孝成俗”
，但《宋书》撇开了忠而大讲其孝，说明了它自身的矛盾。
它又说：“若夫孝立闺庭，忠被史策，多发沟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
以此而言声教。
不亦卿大夫之耻乎。”
[89]这也透露出在门阀地主中提倡忠、孝的虚伪性。
第三，创《索虏传》以记北魏及南北战争、通好、和议、互市的史事，正像《魏书·岛夷传》记南朝史事和南北关系一样。
这是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在史学上的反映。
《索虏传》后论从历史、政治、军事、地理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南北局面的形成，反映了史学家对于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的重视。
《宋书》的志在文字的分量上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而在价值上更有超出本书纪、传之处，是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之后的重要著作。
第一，八志中的《律历》、《礼》、《天文》、《五行》、《州郡》等志，都是从曹魏讲起，是《宋书》志的创始者何承天“以续马彪《汉志》”
[90]的主旨；《乐》从秦汉讲起，《符瑞》叙自上古，《百官》通叙秦汉魏晋至宋官制沿革流变。
何承天、沈约撰志中的这种接续前史、贯通古今的思想，体现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宋书》志仰包曹魏、囊括两晋，弥补了陈寿《三国志》无志的缺憾和当时诸家晋史尚无定本的不足，在史学上有不可低估的成就。
刘知幾《史通·断限》篇批评它失于断限，是未察撰者深意。
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持不同看法，近人余嘉锡进而指出这是“史家之良规”
，“理固宜然”
[91]。
第二，《宋书》志之首有一篇《志序》，概述志的源流和本书各志的缘起，也反映了6世纪初中国史家对于制度史研究之重要性的一些理论认识，是一篇难得的作品。
如它指出：“汉兴，接秦坑儒之后，典坟残缺，耆生硕老，常以亡逸为虑。
刘歆《七略》、固之《艺文》，盖为此也。”
又说：“漳、滏、郑、白之饶，沟渠沾溉之利，皆民命所祖，国以为天，《沟洫》立志，亦其宜也。”
这都是很有意义的见解。
第三，《宋书》诸志中有许多具有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记载，如《律历志》详细记载了杨伟的景初历、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以及他与戴法兴的长篇论难，是我国历法史上的重要文献。
《乐志》以乐随世改的撰述思想，叙述歌舞乐器的缘起和演变，同时汇集了汉魏晋宋的一些乐章、歌词、舞曲，具有独创风格，为前史乐志所不及。
《州郡志》记载了汉魏以来区域建置的变动，尤其写出了东晋以来北方人口南迁和侨置郡县的具体情况，是一篇反映人口变动和区域变动的重要地理文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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